2018年第17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让农民参与，让农民满意

　　9月23日，农历秋分，我国亿万农民将迎来第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不仅是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好日子，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最生动的体现。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蜕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连年丰收，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连续5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农民富裕，脱贫攻坚甩穷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000元;古老农村换新装，美丽乡村、绿色发展、“厕所革命”、四好农村路建设，一项项农村改革带动美丽蜕变……

　　“丰收”对亿万农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粮满仓，更是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社会稳定的新时代新农村幸福生活的象征。

　　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要生动表现农民的幸福生活，要让全社会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农民的节日。丰收节是中国农民的节日，农民广泛参与是关键。要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支持鼓励农民自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庆祝活动，实现农民的节日农民乐。

　　近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少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镇，更有不少年轻一代从未接触过农业，少了对农业的感情。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东风，要让农民真切地感受到劳作和创造的自豪，感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瞩目，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农业，了解农民，培育“三农”情感，尊重农业生产，唤醒深藏在人们心底对田园故土的那份向往和乡愁。

　　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要充分体现“三农”改革发展的成就。“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对丰收的礼赞。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局面，“中国农民丰收节”提供了一个平台，是向全世界展现我国“三农”改革发展成果最好的窗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通过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这是我国农业的基本面，是我国粮食生产的能力水平，是对农民丰收的自信来源。即便个别年份，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但通过“中国农民丰收节”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享丰收，也能提振农民丰收信心，为农民增收搭建平台。

　　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更要描绘好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农民丰收是乡村振兴的希望，乡村振兴又为农民丰收厚植沃土。“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用最喜庆的方式勾勒出中国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描摹出乡村振兴最美好的愿景。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在今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将有助于凝聚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丰收的喜悦最能激荡对农业的热情。“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不仅表明了国家对“农”的关怀、尊重和敬意，更能唤醒人们对被城市化进程遮蔽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生活的热情，唤醒每个人对农民和生活本源的关心;能够吸引更多社会群体投身农业，成为新农人，激发出全社会兴农、助农、爱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乡村振兴集聚人才、集聚力量，同时增强亿万农民振兴乡村的热情和信心。

　　作为农民的节日，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定要体现农民的愿望，尊重农村的实际。办好节日，必须要抛去浮华的外衣，回归农之本色。“中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全国的节日，也要有地方的色彩，各地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农时农事，弘扬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天南地北、百花绽放。

　　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一定要节俭朴素办节。“粒粒皆辛苦”是千百年来农事沧桑对中国人的教育。在这个喜庆丰收的日子里，我们的节日更要避免形式主义、警惕铺张浪费，用最接地气、农民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庆祝丰收，绝不能把节日办成花架子，增加基层和农民的负担。

　　古老又年轻的中国，丰收依然有赖于农民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在这个属于农民的崭新节日里，我们期待看到他们绽放灿烂的笑容。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亿万农民的期许，更凝聚着全社会的期待。只有把“中国农民丰收节”办成最有特色、最有人气、最有味道、最有影响的农民节日，才能更好地彰显“三农”工作地位，提升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光荣感，让全社会都共享丰收的喜悦。

半月讲解

2  为何要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今年8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写入文件。为什么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如何准确理解脱贫质量？

　　过去5年，我国推进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当前，决胜脱贫攻坚，既要解决贫困人口存量大的难题，又要消除脱贫不稳定而返贫的现象。

　　此次《指导意见》提出的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将有效确保脱贫质量：既要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民生急迫问题，建立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长效保障机制，又要考虑扶贫对象产业和就业的长远发展；既要加强建档立卡的动态管理，进一步摸清脱贫底数和返贫底数，做到“脱贫即出、返贫即入”，又要坚持脱贫不脱政策等。

　　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一些问题甚至不好的偏向出现，考验着脱贫攻坚的“成色”。

　　在脱贫攻坚中，一些地方未能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扶贫工作仍欠精准； 一些地方扶贫扶出了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悬崖效应”，留下了后遗症。

　　在脱贫工作中，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急躁和厌战情绪以及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如：有的不发掘内生动力，患上“政策依赖症”和“资金依赖症”；有的盲目追赶进度，不顾实际搞“提前脱贫”；有的搞层层检查和评估，导致基层干部大量精力浪费在“整材料”上……一系列扶贫问题，导致脱贫质量不高，群众获得感不强。

　　保证脱贫方向不走偏、效果不变样，脱贫质量才能有保证。只有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才能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

半月调查

　　概念炒作，专家跨界，传销诈骗：区块链高烧不退，引燃财富焦灼感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天津市等主办的世界智能大会上调侃称：“蚂蚁金服有位工程师，他在相亲网站上写自己是工程师，结果没人点开他的简历。后来他改称自己是区块链工程师，一下子收到了360多封求爱信。”

　　以“区块链”之名，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技术，频频与“一夜暴富”画上等号，许多人视之为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大幅涨跌，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也成为各路资金争相追捧的“风口”。

　　尽管区块链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尚缺乏“撒手锏”级应用，但在追逐“一夜暴富”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下，行业过度炒作现象此起彼伏，“区块链+传销”诈骗呈高发趋势。

　　雷声大、虚火旺，概念炒作滋生“奇葩项目”

　　近年来，我国区块链行业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我国企业名称、经营范围、企业简介中含“区块链”字样的企业，合计接近1.6万家，短短3年时间增长数百倍。据同花顺概念板块统计，截至今年年中，A股具有区块链概念的上市公司已达80家。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刘刚认为，区块链最大优势在于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传统体系难以解决的“信任机制”问题。随着相关技术日渐成熟，预计将有广阔应用。

　　企业数量陡增的同时，区块链实际应用却远不及预期。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说，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目前已扩展到物联网、征信、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领域。虽然部分互联网企业及传统金融企业开始在部分项目进行尝试应用，但项目仍多属非核心项目和实验性质，离大规模全面使用尚有距离，且面临许多制度、技术规则等障碍。

　　北京市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永壮认为，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很多区块链团队脱离真实应用，空谈区块链的前景，甚至鼓吹“一夜暴富”，概念炒作大行其道。

　　除邀请特型演员、演艺明星参与炒作之外，一些区块链机构热衷标榜“官方背景”。许多区块链论坛都顶着“史上最官方”“最高规格”名头，试图拉着“体制内能量”背书。

　　今年5月，第三届中国金融启蒙年会上，北京市某相关部门负责人公开表示，北京不欢迎发币。而在自媒体宣传中则变为，在该部门支持下，某区块链生态投资基金正式启动。

　　概念炒作火热的同时，诸如“宝二爷币”“嫩模链”之类的“奇葩项目”也层出不穷。

　　“区块链技术非常复杂，许多所谓‘区块链专家’并非真懂。”欧阳日辉认为，随着区块链概念热度蹿升，很多从事完全不相干研究的专家也纷纷“跨界”为区块链“站台”。“论坛开了很多，但在实际应用上效果很弱。甚至不少原来从事微商的人员，也已转战区块链。”

　　今年8月21日晚，一批区块链微信公众号被微信官方封停，其中包括金色财经、深链财经、火币资讯、大炮评级、币世界快讯服务、每日币读等十余家在业内比较出名的大号。此前的2017年底到今年初，有超过300余家主要关注区块链项目的自媒体出现，部分“头部自媒体”的“软文”要价动辄数十万。而一些“枪手”通过网络提供“区块链白皮书”代写服务，罗列随意杜撰的知名投资机构和商界大佬，为所谓“创业团队”的“圈钱”服务。

　　“区块链+诈骗”花样翻新，“三大套路”诱人中招

　　今年8月24日，五部委联合发文称，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

　　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打着区块链旗号的诈骗频频出现，涉案金额动辄上亿元，受害人员动辄上万人。仅在今年年初，我国利用区块链概念的传销平台就已超过3000家。

　　——“割韭菜”。今年5月，深圳警方通报了一起集资诈骗案：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人为操纵所谓虚拟货币“普银币”价格，一度将单价由0.5元炒至10元;当大量投资人进场后，该公司不断套现。

　　今年4月，济南警方打掉一个打着区块链旗号的传销团伙，查获涉案资金3亿余元;该团伙先赠送出一定数量的“宝币”等所谓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然后通过人为操作将这些“虚拟货币”价格炒高，吸引投资人高位接盘，然后择高点出手进行“割韭菜”。

　　五部委发文认为，不法分子通过幕后操纵所谓虚拟货币价格走势、设置获利和提现门槛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此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首次代币发行)、IFO(首次分叉发行)、IEO(首次交易发行)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首次矿机发行)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庞氏骗局”。今年4月，西安警方破获了打着区块链旗号的“大唐币”网络传销大案，其犯罪团伙设置了28级分管代理，短短18天竟发展注册会员上万人。在去年破获的“钛克币”案中，犯罪团伙以区块链旗号掩护其传销实质，“客户”每发展一个下线租赁“矿机”，就被奖励“矿机”租赁费用的10%。而之所以引起监管部门注意，竟是因为其“区域表彰会”过于声势浩大，引发了群众投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网络传销大案实质上仍是“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

　　——“出口转内销”。公开信息显示，在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的“维卡币”案中，其传销网站及营销模式由保加利亚人组织建立，服务器设在丹麦，对外宣称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继“比特币”之后的第二代加密电子货币。李永壮认为，在我国依法取缔ICO并依法关闭境内虚拟货币交易所后，诈骗组织“出口转内销”开始增加，“土骗子”摇身一变就成了“洋教授”，进而将诈骗带回国内。

　　据介绍，一些不法分子虽租用的是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但目标是面向境内居民远程控制实施违法活动。一些个人在聊天工具群组中声称，可获境外优质区块链项目投资额度，可以代为投资，这就极可能是诈骗活动。但由于这些不法活动资金多流向境外，因此监管和追踪的难度很大。

　　冲击社会价值观，埋下风险隐患

　　区块链行业概念炒作、乱傍权威等乱象丛生，假借区块链名义的传销诈骗频出，扰乱了社会秩序。而许多区块链从业者热衷鼓吹“一夜暴富”，对社会风气和价值导向产生恶劣影响。区块链行业乱象丛生，在大肆消费政府威信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金融风险治理带来诸多难点。

　　——“勤劳致贫、炒币致富”，传播错误价值导向。在去年下半年我国叫停ICO后，许多“币圈人士”宣布转型为“链圈人士”，继续鼓吹区块链的“暴富属性”。

　　尽管我国已明令叫停ICO，但某郭姓“币圈大佬”近日仍在社交媒体宣称，“由于ICO的出现，小团队、老百姓创业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估值也得以实现”。这名“币圈大佬”不仅频频炫耀在加拿大巨资购买的庄园和豪车，还表示“币圈正在壮大，泡沫来临后，有种人选择离开，这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另一种人现在加入泡沫，这种人变得越来越有钱”。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许多利益相关方过度炒作区块链前景，鼓吹数字货币可以使人“一夜暴富”。这种“勤劳致贫、炒币致富”的舆论怪现象进一步强化了“赶上风口赚大钱”的思维，不仅加剧了普通民众的财富焦灼感，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动辄涉及万人，挑战监管能力。业内人士认为，“区块链诈骗”普遍借助网络平台，甚至还出现“境内外互动”的现象，受骗人员动辄上万、涉案金额动辄数亿甚至数十亿，已形成明显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去年海口警方破获的“亚欧币”案中，犯罪团伙很快就发展会员高达4.7万余人，涉及金额40.6亿元。在被“围观群众”举报的“钛克币”案告破后，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没有监管介入，等该公司资金链断裂自行解体时，诈骗规模很可能达百亿、受骗者数以万计。

　　张宝义认为，当前许多区块链项目打着“政府支持”的旗号进行，普遍存在乱傍权威的问题，在无形中消费了政府的权威。区块链传销的参与人员推荐人头后有提成，事实上成为利益链条的一环，缺乏举报动力。有人甚至明知是骗局，仍想在骗局彻底崩盘之前“火中取栗”。而只要骗局崩盘，这些参与人员就变身为“受害者”，聚集维权，进而向政府施压。

半月世界

4  短短5年，“一带一路”成绩单为何如此亮眼？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因其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断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因其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开创合作领域的崭新局面;也因其包容务实的特质，不断增加落地国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参与度可观，成绩单亮眼

　　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度不断提高，不少专家和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纷纷表达支持。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主任范文丽认为，“一带一路”的概念已在国际上被广泛知晓和探讨，这是中国公共外交在推进中国理念及准则国际化上的一大成就。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热点议题，被世界多国寄予厚望，被不少国家视为最重大机遇。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陆克文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不同国家与文明相互融合的积极举措，可以成为东西方交融合作的新桥梁。俄罗斯战略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认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信号是清晰务实的，不要求独占，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多份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促进亚洲与欧洲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复兴的巨大机会，“一带一路”可被视为推动全球化和开放贸易的力量。

　　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仅从2017年一年的成果便可感受全面务实合作行进的速度。

　　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等。

　　4月，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陕西、重庆7地自贸区挂牌成立，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三批自贸区，基本形成了以“1+3+7”自贸区为骨架、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全方位和高水平区域开放新格局，为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来自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盛况空前。

　　7月，区域性国际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搭建了致力于亚洲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又一新平台。

　　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批准库克群岛、瓦努阿图、白俄罗斯和厄瓜多尔四个经济体的加入申请，实现了自2016年开业以来的第四次扩容，成员增加到84个，从亚洲拓展至全球。

　　截至2017年底，丝路基金已经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支持的项目所涉及的总投资额达800多亿美元;中国已累计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近7000列，市场化运营水平不断提升;哈萨克斯坦南线天然气管、马尔代夫惠民住房、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等7个大型项目竣工，中缅原油管道、蒙内铁路、萨菲尔风电项目等19个大型项目投产，中孟友谊八桥、阿穆尔天然气加工厂、巴西特高压输电项目等17个大型项目开工。

　　优良基因让“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年，这将是一个行稳致远、继续出发的新起点。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倡议如此抢眼，得益于该倡议具有和平、繁荣、开放、创新、包容的天然基因。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一带一路”是繁荣之路。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仔细对照中国官方文件，我们能清晰地发现，推动落地国家的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旨之一。

　　“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平台，尽管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但它属于世界，需要各国的参与，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国际产业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将贸易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着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一带一路”也是创新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百年工程，也是一项创新工程。它从新的时代特点出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利用既有的技术条件，发挥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一大批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正逐步被挑战。由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新现实，创新理论和发展思路。

　　“一带一路”更是包容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穿越不同时空、跨越不同文明，创造了文明互鉴与文明交融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为“一带一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文明包容之路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也是“一带一路”的终极目标。只有更好地建设文明包容之路，“一带一路”才会少走弯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早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才能越来越近。“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多元包容”观，注定了其“美好而长远”的未来发展前景。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新熟人社会来了！靶向治疗社区病

　　随着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人口流动性加剧，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同一个社区，居民“见面不相识”成为一种趋势。传统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原来的社区治理理念和手段不再完全适用，亟待构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熟人社会，再造社区治理的基础。

　　社区没了亲密的邻里关系，陌生人社会衍生社区病

　　“现在居民戒备心很强。”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今日家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徐海荣告诉半月谈记者，社区刚开始组织“社区妈妈喊歌团”活动时，参加活动的妈妈们用的大都是网名。

　　今日家园是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很多人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邻里。“有些居民进了自家门，不管别人家的事。” 徐海荣对现在城市社区邻里间的陌生状态深有感触。

　　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与邻居交流;业余生活丰富，不愿意再出门找人交流;怕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居住方式的改变，个性化增强，人口流动快，加上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邻里关系也似水泥钢筋僵固与疏离，城市社区已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

　　“城市社区的这种改变，跟住房制度改革有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表示，商品房时代社区居民的工作圈子和生活圈子是分离的，居民之间不再有原来工作和生活高度重合带来的熟悉感。

　　“过去是‘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部分邻里关系趋于功利、冷漠、封闭。”原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马学理表示，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病、社区病和邻里病。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了171万人。但人口继续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不变，并且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转化为新市民。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不断加快，陌生人社会已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形态，带来了社区互动不足等社区治理要面对的问题。

　　邻里病，表面上看是人际依存诉求的弱化，更深层次原因是城市发展对传统社会的解构冲击。专家表示，要改变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中出现的陌生人社会，就需要基层政府和社区积极推动建设新熟人社会。

　　新熟人社会呼之欲出，亮点频现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曾涛告诉半月谈记者，治理邻里病等社区问题，需要通过多途径、多渠道、多方面、多元化的活动方式激发社区活力，重塑“熟人社会”。

　　“社区举办文体活动时，大家闭眼一想，就能找到合适的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26号社区居委会主任仇家润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自己所在的社区因为是机关家属社区，居民之间都很熟悉。“各家有什么事大家都知道，见到人就能分辨出是不是外来人，邻里之间有矛盾也好调解，我们的工作好做多了。”

　　在仇家润看来，现在社区服务要求精准化、精细化、专业化、标准化，如果居民之间都不熟，精准对接需求会很难做。

　　同时，相较于传统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性呈几何倍数增加。社区陌生人之间基本信任的缺失，会导致社区丧失凝聚力，不仅加大社会治理成本，还给人们心理造成隔阂，甚至会失去安全感。“提升邻里之间的熟悉度、信任度，邻里互助才会内化为居民的自觉行为，相互守望、以邻为伴的社区才会重现。”从事社会工作的有关人士表示，这就要发挥熟人的作用。

　　熟人不仅能给社区治理带来便利条件，其所代表的和睦亲密的邻里关系对居民也非常有吸引力。“治理社区群租房时，社区组织居民作为志愿者协助监督治理小组工作。大家一起工作，变得熟悉了，感觉非常好。有居民就说，‘我们在这么好的社区，怎么就不能建成亲密的邻里关系呢’?”徐海荣说。

　　“新熟人社会以社会为中心、以规则和情感为纽带。”马学理表示，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和社区积极开展睦邻文化活动，帮助居民走出小家。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社区已经组织了多种创新活动：今日家园社区组织了‘小水滴’‘发小联盟’志愿队，让社区少年儿童利用周末、节假日在社区内做公益活动，并结识一批发小;八里庄街道首师大社区依托高校的资源优势，打造“人文师苑，书香八里”系列读书活动、“信仰与经典”阅读分享会、清明诗会、中秋歌会等品牌活动，增强社区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60%以上的社区居委会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睦邻文化活动，浙江、上海、江苏、重庆、广西等十多个省份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6月份，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等20个单位被确认为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实验为期两年。

　　除了组织活动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见面，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也是重要一环。仇家润告诉半月谈记者：“我们社区居民大大小小建了17个微信群，大家可以随时交流，及时传递信息。”

　　据了解，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桥子街道新鸿社区建立“守望新鸿”平台，“把生活服务窗口‘开’在居民手机上”。反映问题的渠道畅通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被充分激发。短短3个月，居民上报处理自治服务和综治服务事件达到395条，吸纳了更多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美丽园社区坚持以人为本，把“为老为小”服务作为服务重点，采用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大学生“四位一体”服务工作法，努力搭建社区服务平台，助力居家亲，把社区建设成为“金牌居住区”。八里庄街道社区建设科科长王淑霞告诉半月谈记者，美丽园社区的优秀服务意识和组织间的配合模式吸引了各省市交流团前来参观，其中台湾交流团就达300余人。

　　提升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扩大社会力量参与

　　“有些地方能摆百家宴、千家宴，居民凝聚力非常高，但我们只能摆十家宴。”徐海荣说，现在对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但社区人员不足，活动场地太少，经费使用有限制，无形中为社区开展睦邻活动增加了隐形门槛。

　　为提高社区干部的履职能力和人文素养，曾涛建议，优化社区队伍年龄、知识结构，加大基层培训力度，保障社区队伍的稳定性。他介绍，2018年上半年，海淀区八里庄街道招录社区工作者44名，为社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该街道和各社区共组织各类培训1000余人次，满足了不同岗位社区工作者的需求。该街道恩济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张胜利，还入选海淀区2018年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对社区志愿者的奖励激励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半月谈记者发现，现在对志愿者的定位有些模糊，志愿者付出很多，短时间内只是记录服务时间，导致“发起好发起，坚持成了问题”。徐海荣等人建议，可以考虑转换思路，以奖励公园门票、文体活动演出票等作为阶段性激励措施，“既激励志愿者继续奉献，又能扩散相关演出活动的效果”。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张庆学建议，对社区志愿者队伍负责人进行培训，提高组织招募能力，简化申报流程，吸纳社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加大教育和培育力度，为社区安全稳定、社区治理、文明建设服务。

　　居民理应担当社区治理主角，但社区工作人员上班时间，恰是大多数居民外出上班的时间;社区工作人员下班时间，又是居民需求比较集中的时间，这就形成了一种社区工作的时间错位。因此，需要探索社区因事、因地、因人开展活动的成熟机制。

　　对于社区服务能力，曾涛建议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服务商，解决地区低保、残疾、失独、空巢老人等特殊人群的家庭维修、清洁、保健等工作，助力社区服务，让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陈越良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是激发社区活力、实现共同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城市社区，民政部积极指导各地大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

　　美丽园社区建立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共同协商“四方议事机制”平台，共同协商社区各项重要决策及事务，做到社区问题早发现，早解决。曾涛等人建议，居委会、业委会和其他公益社团应当构建起互动协作机制，发挥各方合力，助力构建新熟人社会。

6  反形式主义之举，也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近年来基层形式主义虽有改观但仍然很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日常工作被填表格、报材料等形式主义耗费了大量精力，为此加班熬夜已经成了常态，而实际工作没时间去干。一些基层干部直言，把“炸毛鸡打扮成开屏孔雀”的形式主义，如果不加以纠正，一些反形式主义的措施甚至也沦为形式主义。

　　以材料好坏评价工作，是典型的形式主义

　　不久前，半月谈记者在中部一个县采访，一名基层干部说，他曾熬一晚上做材料，就为给领导汇报。

　　当时，这名干部作为优秀代表出席一个表彰大会。大会前一天，他把发言稿按规定交给有关部门审，结果没通过。大会组织部门的几名干部高度重视，连夜与这名干部认真改稿。

　　“修改的不是我具体怎么工作的，而是哪些地方需要体现领导的讲话精神。”

　　从晚上10点多改到早晨五六点钟，改了五六个版本后，决定还是用第一版。

　　像这样被材料搞得精疲力竭而又无可奈何的干部不在少数。

　　“实干苦干评不了先进，会做资料的年年受表彰。”

　　湖南省某县的一位村支书说，基层工作面广线长、点多事杂，每项工作要做出成效，需要基层干部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天天整材料，分散了较多的工作精力。“以材料检查结果、评价工作好坏，就是非常典型的形式主义。”

　　中部某市的一位街道办副主任对此深有感触：“每个上级领导来调研，都要有汇报材料。到了年中、年底每个部门也要有总结材料，有时候办公室文员一天要报五个对口条线的材料。”

　　材料从留痕留影中来，这也是当下基层工作的“硬指标”，但这个“硬指标”逼出基层不少笑话。这位街道办副主任讲起当地对河长巡河的要求时说：“不仅要自己亲自去，还要邀请拍照的同志一起去，一次带上几套衣服，换一套衣服拍一个照，巡一次够写不少材料了。”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是线多还是针少？

　　一些基层干部抱怨，上级平时就干两件事，一是通知下任务，二是走马观花检查。“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实是“线”越来越多，“针”却被“线”缠死了。

　　华南某开发区一名工作人员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下基层的“针”有多少。他说，当地一个基层组织一般有13名公务员。通常，领导有一正二副，这3人一般被各种党务学习和会议耗费大量时间；剩下的10人中除2名中层干部后只剩8人。这8人中一般是2至3人在对外窗口部门，5人在内部业务部门。

　　“这种情况下，一人兼顾十几个岗位、负责40多个系统很正常。比市长还忙！”这名工作人员说。

　　然而，上面的“线”却越来越多。一位街道办负责人说，他需要每月报送招商动态和产业发展推进动态，形成总结供区县主要领导参阅。这几年指标考核越来越细。比如，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口数也列入考核，但一些指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都不清楚。

　　“招商动态不应该是招商部门直接根据项目对接情况汇编吗？重大项目推进情况不应该是有关部门定期调度整理吗？这些任务都下到了乡镇，乡镇对项目反馈的问题大多无权解决，只是汇总数据进度而已。”上述街道办负责人说，他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上级检查，基层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一位干部说，上级任务一个接一个来，要求基层限期完成，否则追责。上面不着调，下面不搞形式主义怎么办？

　　反形式主义，是如何沦为形式主义的？

　　“形式主义就是把炸毛的鸡打扮成开屏的孔雀。为啥？领导爱看孔雀啊！”

　　一位基层干部说，事事要材料、事事留痕留影，最大的好处是便于上级检查，看似形式主义，实质是官僚主义。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做任何一件事情均需要一定的形式。但形式主义仅仅完成形式上的东西，对实质工作并不关心。

　　近年来，基层为解决形式主义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基层干部认为，任务是上级下发的，考核是上级组织的。但很多工作是难以量化评估的，因而能被考核到的也往往是形式，考核方式不科学是造成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

　　还有基层干部群众反映，近年来反形式主义力度很大，但上级习惯把问题抛给基层，基层要落实只能开会传达，写会议纪要加上报表照片，不然如何证明你已贯彻？这导致以文山会海来反文山会海，反形式主义沦为形式主义。

　　基层干部认为，反形式主义应该同时反官僚主义，不能“上级生病，基层吃药”。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亲子作业：锻炼孩子还是折腾家长？让手工作业回归“儿童视角”

　　“自从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也被逼成了手工达人”“孩子已经睡了，我和孩子他妈还在加班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三年级就要求孩子做PPT，幸好家里有大学生帮着做”……在社交平台上，家长们对亲子作业“雷人”“折腾”的吐槽并不鲜见。不过吐槽之余，家长们还是不得不亲力亲为、力求完美，以应对学校的检查和评比。

　　专家表示，一方面不应该把原本由老师承担的任务抛给家长，使家长变成半个老师；另一方面，“亲子作业”也不能让家长越俎代庖，从而失去教育意义。更关键的是，应最大程度减少“成人视角”的功利性评比，还“亲子作业”以儿童性、个性化。

　　全城寻桑叶、蛋壳里绘画，家长抱怨作业“太折腾”

　　“幼儿园要养蚕，让孩子都带些桑叶。还好小区其他家长有经验，在菜市场专门找到一家卖桑叶的，我奇怪地问：深圳市区也有人买这个吗？老板白我一眼，说全是学生交作业的。”

　　知乎上，一名深圳家长的回答虽然带着戏谑，却也引发诸多共鸣。“朋友圈里不仅有找桑叶的，还有找核桃树叶的，我们住在市中心，去哪里给孩子找？有时只能拜托老家的亲戚。”有家长跟帖道。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即便是淡季，学生养蚕套装在淘宝网上某网店的月销量也能轻易过千。

　　采访中，不少家长向半月谈记者谈起被家庭作业“折腾”的经历：

　　最费神——一名武汉家长写道：简单的画画或者材料方便的手工就不提了，“修桥盖房”等费神的作业也全是爹妈的活儿，比如会动的废旧纸箱机器人、筷子搭乌篷船或者房子、木工汽车、铁丝编织、树叶画等等。最崩溃是画过2次自制绘本，一次是家庭故事，一次是介绍家乡风土人情，画了快2个月，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全用来画画了！

　　最挑战——上海家长刘女士说，孩子二年级时，老师曾布置了一个在内部掏空的鸡蛋上绘画的作业，孩子根本无从下手。参照网上的方法，家人先用牙签在鸡蛋上戳了一个小洞，让蛋液慢慢流出，再将蛋壳洗净晾干，开始打底稿，作画。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弄碎了3个鸡蛋，把孩子也急哭了。

　　最浪费——学校经常会布置环保主题相关的手工作业。有家长说，孩子第二天要带大可乐瓶、废弃的薯片包装去学校，家里没有，得去超市买，最后可乐和薯片都吃不掉，只好浪费；幼儿园要搞环保服装秀，家人用了几十个不同颜色的垃圾袋做了条裙子，孩子穿上走了两圈也就没用了。“说是变废为宝，其实浪费不小。”

　　比童真还是比“颜值”  功利评比让孩子很受伤

　　全家齐上阵，好不容易完成了“亲子作业”，让孩子带去学校，没想到，在评比过程中，不少孩子和家长再一次“受伤”。

　　家长徐先生说，幼儿园的一次亲子活动中，老师要求父母和孩子用牛奶盒做一个机器人。

　　“我们特地让孩子自己动手做，不要对大人形成依赖，最后的作品虽然歪歪斜斜，但也符合要求，孩子也很有成就感。不想拿到班级里，在一堆精美的作品面前，我们的作品只拿到三等（实为最差）的评价。为此，孩子难过了好几天。”

　　正如家长坦言，像木工、机器人制作、编织等难度大又时间紧的手工作业，通常都由大人代劳，或者直接去网上购买。而在学校评比中，这类“精美”的作业却往往比真正的“儿童作品”得到更多青睐。“为什么在某些老师眼里，孩子自己辛苦做的作业，含金量还比不过大人代劳的？”有家长提出质疑。

　　对于让二、三年级孩子回家做PPT，一些家长更是无奈：“交上去的几乎都是‘家长作品’，不知道这样的作业有多大的意义。”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不少幼儿园及小学教师也清楚孩子作业由家长代劳的事实，但有时为了应对上级部门的参观、考评，也希望本校的孩子拿出最好的作品，展示良好校园形象，而这类形式主义，着实给家长和孩子增加了不合理的负担。

　　与此同时，家长的攀比和焦虑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良风气。“很多父母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无论是写字、数学、口语，还是手工创意DIY，都要争第一，使得本意是‘玩’的作业也人为加码、越俎代庖，最终让整个环境都‘压力山大’。”上海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李燕说。

　　让手工作业回归“儿童视角”

　　相较于“甩包袱”式的手工作业，还是有不少学校的做法受到家长认可。家长倪女士说，孩子曾就读上海某公办幼儿园，老师要求孩子回家制作花灯，但幼儿园已经提前把制作花灯需要的材料准备好，让孩子们把材料包带回家，在家长的陪同和指导下，使用剪刀、胶水就能完成。不追求过度精致，更不鼓励购买高级花灯，孩子能在充分参与的过程中学习技能。

　　也有学校细致地把亲子作业的目的、锻炼孩子哪方面能力、希望家长如何在家里帮助孩子等细节提前向家长告知，对于最后作品则不做任何要求，使家长心里有底，也有效避免了家长过度参与，甚至“包办”作业。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高永安表示，家长代劳孩子的手工，并不能使孩子得到锻炼。个别孩子还学会了炫耀自己父母制作的手工，更对其人格养成不利。

　　上海某公办幼儿园园长认为，教师确实应该加强作业设计，根据孩子年龄特点，布置他们有能力完成的作业，但家长也要学会放手，充分相信孩子的潜能，把自身角色定位在陪伴与合作上。

　　李燕表示，手工作业、亲子作业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着眼于帮助孩子养成动手探究的习惯。一方面要尊重个性，幼儿园和小学要避免用单一标准，作统一要求，鼓励家庭根据自身特点、孩子不同性格，拿出充满个性创意的作业；另一方面，过程比结果重要，不是“儿童视角”的手工作品，再精美也毫无意义，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改变评价方式，引导社会形成正确的育人价值导向。

时政·财经

8  资本“转战”，从炒房价到炒房租

　　房租暴涨，成了这个盛夏的热词。在“房住不炒”“租购同权”的调控背景下，部分热点城市房租上涨明显。曾被寄予厚望稳定市场租金水平的长租公寓，反成房租上涨的新推手。房价、租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炒房价到炒租金，楼市为何“按下葫芦起了瓢”？

　　长租公寓成为房租上涨新推手

　　“我的工资还没涨，房租就先涨了。”毕业仅一年的张楠为了节省开支，租住在了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北京昌平回龙观，但8月中旬她还是收到了房东的涨租通知，租住一间卧室的她每月需要多交500元，租金涨幅接近20%。

　　在各地高校毕业生交流群里，房租上涨的话题，伴随着“躲过了高房价，躲不过高房租”“楼市在用租金暴涨惩罚不买房的人”等自媒体标题，催生了不少焦虑情绪。

　　中国房价行情网数据显示，北京7月房租较2017年同期涨幅高达20.3%。成都、广州和深圳等10个人口净流入城市的整体房租涨幅也达到20%。

　　由于毕业季、求职季、开学季叠加，7、8两月是租房高峰期，往年租房市场和价格的确都会迎来一波热潮。但今年，长租公寓成为房租飙涨的新推手，尤为引人关注。

　　北京自如租客张女士选择了自如寓的一间南向主卧，她告诉记者：“租金为每月2490元，此外每年还有2000多元服务费。今年房租上涨不少，去年每月1800元左右就能租到这样的房间。”

　　中介抢房囤房，扰乱租房市场

　　长租公寓租金为何飙涨？北京天通苑120平米三居室月租金被自如和蛋壳两家长租公寓运营机构竞价，从7500元炒到10800元的网帖引发舆论大哗。

　　“我爱我家”原副总裁胡景晖表示，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20%到40%的价格在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

　　事实上，长租公寓运营方“囤房”的现象在其他热点城市也不罕见。一位深圳中介表示，深圳许多小区里的房源都被长租公寓“扫光”，当零散房源都被大供应商收入麾下，租金话语权自然也被他们掌握。

　　除了恶性抢夺房源，长租公寓产品的高端化、贵族化趋势也在推高整体房租价格。半月谈记者在上海调查发现，即使身处远郊区，品牌长租公寓的一居室月租金也普遍在3000元以上，两居室在5000元以上，一些长租品牌在装修、区位、品牌溢价上大做文章。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很多中介机构或长租公寓运营商在租赁市场的主要业务是低价囤房，包装高价出租，赚取租金上涨的差价。甚至有部分中介机构有意发布区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数据，制造市场上涨预期。

　　过度加杠杆，资本玩起“空手道”

　　事实上，随着金融政策对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站在风口上的长租公寓企业纷纷扩规模、借助资本的力量跑马圈地，由此衍生出诸多金融创新产品，如住房租赁类REITs（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ABS（以项目所属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方式）、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等。

　　截至目前，已有12家公司提交了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的申请，发行规模总计618.8亿元。长租公寓租赁市场资产证券化步伐也明显加快，以租金收入或物业所有权为底层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已发行数十单，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为何住房租赁企业如此热衷融资？业内人士指出，融资后，住房租赁业务的发展模式就变成了“拿房-出租-融资-再拿房”的循环，可以快速扩大市场份额。

　　一位资深券商人士透露，对于目前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的长租公寓行业，通过囤房、炒房租能让“羊毛出在猪身上”，即用租房的生意，赚金融的钱。“这一模式的本质是利用租客和房东信用，通过租房类贷款为运营商提供扩张资金，堪称‘无本万利’，既可加快投资资金回笼，亦可将资金快速循环至下一批房源的获取、装修、运营等方面。”

　　“房租不炒”亟待落实

　　贝壳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房价主要影响的是投资，租金主要影响的是消费。一定程度上，租金如果上涨过快，影响低收入家庭和流动人口实现租赁上“住有所居”，将会影响整体的社会稳定，可能引发的风险更值得警惕。

　　胡景晖认为，租赁企业不断通过融资扩大规模、滚动发展，占有市场大部分房源，最终将形成“垄断”，获得租金定价权。

　　与此同时，在大量社会资本涌入长租公寓领域的背后，由于欠缺准入门槛、标准规范以及法律法规，市场发展良莠不齐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不具规模的企业跟P2P等小额贷款公司合作，过度使用杠杆增大了住房租赁企业和租客的风险，一旦经营不善，甚至会出现P2P卷钱跑路的情况。

　　房租高企背后的资本投机已引起监管部门警觉。针对长租公寓非理性推高房租的现象，多地已经开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以来已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和西安等23个城市出台住房租赁新政，通过用地保障、增加房源投入、规范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和增加租房补贴等举措，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打击炒房租行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增加供给、优化供给。杨现领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都将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租金稳定的关键在于纠正当前和潜在的供求失衡。

科技·文化

9  非遗技艺：从“高阁”走向亲民

　　苏作红木家具制作技艺，是我国首批列入名录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每提及苏作红木家具，人们固有印象往往是“古董”“烧钱”，“曲高和寡、难接地气”制约这一技艺的继承发展。面对难题，江苏苏作红木非遗匠人，促非遗技艺焕发新生，助苏作红木走下“高阁”。

　　标准先行：让非遗技艺可复制

　　苏作红木家具如何选材?榫卯工艺怎样实操?用什么五金配件才能保持苏作红木家具的独特风格……《苏作红木家具团体标准》近日出台实施，上述问题有了“标准答案”。

　　“苏作红木家具制作技艺，早在明代就形成规范的法则，但一直没有文字记载，只靠师徒口口相传。”江苏省非遗项目明式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许家千介绍，延循传统“口传手教”传承方式，苏作红木家具一些独特制作技艺得不到广泛传播，产业规模难以做大，市场上出现大量粗劣仿制产品。

　　为展示苏作红木技艺精髓，推广非遗技艺，2015年3月起，苏州市家具协会组织全市30家红木家具龙头制造企业，与国家、省、市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共同起草制定《苏作红木家具团体标准》。苏州市家具协会会长顾志浩介绍，团体标准包括生产技术、结构工艺、质量检验三部分。

　　“团体标准的发布，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推动苏作红木非遗技艺得到有效复制。”中国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常熟东方红木家俱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向东说。

　　半月谈记者在常熟东方红木家俱有限公司发现，几乎所有工匠都是“老把式”，且一名工匠只从事一道工序，一个工序一做就是十几年甚至一辈子。

　　姚向东说，为精益求精，公司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产品标准化生产流程，将红木家具制作中的木工、雕刻、油漆3个核心工序，精细分为12道工序。“这样每一道工序都可以标准化操作，更有利于技艺传承。”姚向东说。

　　追根溯源：传承中寻找共鸣

　　2017年9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具制作技艺苏作红木文化艺术传承保护基地落户苏州市下辖的常熟市。半月谈记者在此采访时“邂逅”一件稀罕物——“蝶几”。这是一款时尚感十足的组合桌，桌面可拆分、组合，满足不同需求。

　　中国苏作红木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中国非遗家具制作技艺苏作红木传承基地主任冯朝雄告诉记者，“蝶几”由明代常熟人戈汕发明，它的出现对组合家具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受限古时条件，蝶几应用范围不广，甚至一度濒临失传。时至今日，它却以小巧、灵动、实用，一改红木家具在消费者心目中刻板、厚重的印象，受到青睐。”

　　“蝶几”重生，折射苏作红木历史文化的巨大价值。作为苏作红木家具原产地之一，常熟市近年通过抢救性挖掘和整理苏作红木理论研究，建设红木文化艺术馆、复原濒临失传的戈汕红木“蝶几”家具，让更多人关注苏作红木非遗技艺传承。

　　“眼下不少年轻人偏爱极简风格，苏作红木也有这样的特质。”姚向东说，欧洲的极简风格，可能与中国明式家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我在法国巴黎某博物馆中，看到一把展示的椅子，活脱脱就是明式家具的翻版。”

　　姚向东等匠人的猜想引起苏州大学金螳螂建筑学院费莹等专家的关注。“这些猜想并非没有依据，苏作红木家具发源于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明式家具很可能随郑和进入欧洲，对欧洲家具风格产生深远影响。”费莹说。

　　走下高阁：促非遗作品进家入户

　　“我缺的不是审美，是人民币。”南京市民徐贝说，苏作红木一个“贵”字，将不少普通民众挡在艺术大门外。

　　“红木家具之所以贵，是因为其使用的都是名贵木材。”冯朝雄介绍，明式家具通常选用紫檀木、酸枝木、花梨木、鸡翅木等进口木材，原材料价格高昂，价格偏高实属无奈。

　　在姚向东看来，这一“门槛”有下降空间。“苏作红木家具，最重要的是苏作技艺。”姚向东说，将苏作技艺使用在相对平民化的原料上，同样能打造出具有吸引力的产品，价格也可大幅降低。“我们推出的非名贵木材苏作家具就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价格亲民的同时，还要让人领略精工之美。”费莹说，苏作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工序繁多，其中很多工序都可以嵌入大众参与的互动环节，如榫卯制作，就很适合进行现场展示和互动。

　　“近期中国苏作红木文化展将在北京举行。”冯朝雄说，展览将通过一把苏作红木椅子的制作过程，讲述苏作红木技艺的传承和发展。“不仅要把价格降下来，更要把非遗技艺的门槛也降下来。”姚向东说，只有更多人走近苏作红木、参与苏作红木，非遗技艺才能真正发扬光大。

生态·健康

10  河长：从“巡河”到“寻根”

　　近年来，全国各地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将其作为保护水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这一制度在基层落实情况如何？近日，半月谈记者跟随浙江、陕西、江西的三位基层河长体验巡河，见证河长制工作在城市老城区、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发现了面临的一些难题。

　　老城河长：推动地下管网改造

　　白墙黑瓦，绿植密布，潺潺河水声与人们的欢笑声相伴，这是位于杭州中心老城区东河河畔的图景。而30年前，这条不足3米宽的小河是名副其实的“臭水沟”，居民肆意倾倒垃圾，沿河污水直排进河。

　　“经过几次大规模疏浚后，东河才从黑臭河变成了清水河。”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东河（上城段）区级河长薛鸿翔见证了这一变化。但在他看来，要彻底治愈这条典型的城市中心区河流，不仅要在河道里下功夫，还要在岸上下功夫。

　　“主要是量大面广的小餐饮行业的污水污染，泔水一旦进入雨水井，河面很快就会飘起油花。”今年4月10日，他巡河时看到，河道雨水排水口竟有污水排出。市政部门排查发现，是截流系统中的污水管堵塞，导致污水排出不畅进入雨水管道。而这样的情况在地下管网陈旧的老城区长期存在，部分区域受地势等先天条件限制，还未能进行彻底的雨污分流改造。

　　在薛鸿翔的推动下，2018年上城区制定治水两年行动计划，推动全区排水管网改造。薛鸿翔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绘制着城市地下管网。“我们不仅要打通地下管网‘主动脉’，还要明确所有‘毛细血管’。”他说，30平方公里的地下管网将绘制出长达10米的网络图。“参照毛细血管地图，建设雨污分流和阳台水治理工程，将从源头上实现污水纳管收集、雨水入河排放。”

　　薛鸿翔坦言，自从担任东河河长以来，70%的精力都用在治水工作上，过去是以GDP为核心，现在环保上升到新高度，党政干部已经意识到生态环保是中心工作之一。但他也指出，当前生态治理中已经出现了“一刀切”和过于追求完成速度的苗头，可能导致个别地方出现地上造景，地下排污的情况。

　　“补齐环境的欠债绝非一朝一夕，只顾眼前达标速度，而忽略内在系统平衡是舍本逐末。”他说，与其短期“猛火下药”不如“文火长熬”，真正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城镇河长：挂心生活污水收集

　　34岁的魏世雄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金岳社区主任，也是延河支流之一南川河在柳林镇5公里长河段的河段长。每天，他都要沿着这条河流巡查一遍，对四个重点段位进行现场验看。

　　“四个重点段位都是排查生活污水排放问题。”魏世雄说，这是城乡接合部河道的最主要污染源。去年延安开始启动河道环境治污，禁止将污水排入河道。但在一些区域，因为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到位，只能先在居民聚居区建污水收集仓，用塑料管道把每家每户的污水引到里面，集满后再用车拉到处理厂进行处理，基本两天倾倒一次。

　　魏世雄带半月谈记者查看了毛则沟村的污水收集仓。他说，这个大小约40立方米的污水搜集仓只能作为临时措施，长远之计还是要尽快接入市政污水管道。特别是延安的冬天很冷，铺在路面上的塑料管道容易被冻住。“延安市已经在加紧建设市政管道，计划今年9月底建成，这个问题有望被彻底解决。”

　　巡河中，记者发现南川河的水看起来有些浑浊。魏世雄说，这是因为上游的村子正在修一座便民桥。“河水有一丁点儿变化，我们都要搞清楚原因，还要挨家挨户地告诉居民不要往河里倒污水扔垃圾。”

　　半月谈记者沿着南川河继续往前走，又在河岸边发现一堆垃圾，里面混合着塑料板、废旧轮胎等。“可能是附近居民倒的，城乡接合部还是比较难管。” 魏世雄一边略显无奈地说，一边拨打保洁员的电话。保洁员贺雨生赶来一看，有些生气：“总有不自觉的人，昨天下午来还没看到，肯定是昨天晚上倒的。”

　　在沟门村，记者随魏世雄进到几户居民家中，查看排污管道是否漏水。整个河道巡查用了约两个小时。魏世雄说，基层干部并不只是河段长这一项工作，日常工作头绪多压力大，只靠基层干部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并非长久之计。他建议，加快基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能接入市政管网的区域都要尽量接入。

　　乡镇河长：担心后续管护经费

　　在江西省彭泽县浪溪镇，浪溪河岸杨柳依依，河长制责任公示牌醒目竖立。半月谈记者跟随担任浪溪河河长的镇长欧阳时群沿河巡查。这条７公里长的小河下游接入太泊湖，最终将汇入长江，河水清澈，未见垃圾。“彭泽县地处长江沿线，落实河长制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欧阳时群说。

　　在小桥一侧桥头附近，记者看到一块新平整的土地。这原本是一个小型的大理石加工厂，水洗加工时经常有白色的浑水排入浪溪河，村民对此反映强烈。为了拆除这个工厂，浪溪镇通过县河长办，协调县水利局、环保局等派出行政执法人员，多次给企业主做工作，前不久顺利将其拆除。

　　“乡镇开展河长制工作，关键靠组织网络建设。”欧阳时群说，乡镇干部“一人独挡九面”，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河长工作上。为解决人手不足问题，浪溪镇聘请了15 个保洁员，每天巡河打捞河面垃圾。一旦发现污染问题，就通过河长工作微信群逐级上报。半月谈记者看到彭泽县河长微信群中有87位河长。

　　去年，浪溪镇河长制工作考评位列全县第一，彭泽县河长办奖励其10万元。虽然有了奖励，但乡镇仍面临经费不足的难题。“按照打造河长制升级版的要求，为了把浪溪河建成示范河，镇里已经拿出300多万元。”欧阳时群说，拆除畜禽养殖点、疏浚河道、绿化河岸、建设游步道都需要钱，后续的管护资金压力很大。

　　目前市、县两级河长办有专项工作经费，但乡镇没有河长制工作专项资金。为了筹措经费，当地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整合农村垃圾处理经费；与扶贫工作相结合，招聘贫困户为河道保洁员等。

　　“乡镇对河长制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当地将河长制工作纳入了干部年终工作考评，所占的考核比重仅次于扶贫。”欧阳时群说，原来乡镇是比招商引资，现在比扶贫和河长制。“我们希望能够有专项的经费保障，长久地保持‘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治理效果。

民生·社会

11  他带着老母亲去扶贫
 

　　立秋后，内蒙古阴山北麓太阳依然炙热。烈日下，52岁的傅永新像一位地道的农民，晒得发黑的脸颊上汗水淋淋。他忙着挨家挨户掂量鸡只斤两，达到4.5斤就可以出售，每只能卖100元。他已联系好市里一些单位职工购买“扶贫鸡”，冀望这批绿色农家鸡给百姓带来一笔较可观的收入。

　　带母扶贫，实出无奈

　　带着老母亲去扶贫，是傅永新的无奈。傅永新是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嘉华实业综合部部长、党支部委员。2017年春节，他把年事已高的父母接到包头自己家里，打算以后多陪陪他们。

　　让傅永新没想到的是，随后父亲被查出脑梗。2017年3月22日，正陪父亲住院的傅永新接到通知——4月份去驻村扶贫，他二话没说接受了任务。然而，第二天市里来电话说，3月26日就出发。

　　“这可怎么办？已经答应去下乡，不好再说自己的困难。”于是，傅永新赶紧联系让妹妹来照顾父亲，他按时启程去扶贫。父亲出院后，两位老人被送回鄂尔多斯矿区，想让父母在身边安度晚年的计划就此中断。然而，年底父亲再次因脑梗住院，出院后就大小便失禁，不能下地走路。

　　2018年春节，傅永新回到鄂尔多斯，看到母亲已无精力买菜做饭照顾父亲。最终，一家人商定：83岁的父亲去养老院，78岁的母亲随他去乡下。

　　“当时我也很犹豫，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再一想，我在村里租个房，下班后给老人做饭，也不会影响工作。”于是，2018年春节后，母亲随他来到包头市固阳县怀朔镇朝力干村驻村扶贫。

　　“第一书记”成“跑腿书记”

　　“跑腿书记”，是村民对傅永新的由衷赞誉。自2017年3月到朝力干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以来，傅永新的油气两用小轿车跑了3万多公里。

　　朝力干村面积达72平方公里，这里土地沙化、干旱缺水，共478户、993人，其中建档立卡国家级贫困户125户、252人，且多数年老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

　　傅永新把市里的医生请到村部，开车将村民一个个接来免费体检，让医生告诉人们某某病该如何治疗、如何保养、去哪里医治等，群众不再病急乱投医，有的通过手术取得不错效果。

　　当发现村民到县城办理住院报销等手续找不到地方、不会填表时，他与村委班子商量决定，儿女在县城的除外，其他人都由村干部代为跑腿。一次，村里有老人住院，老人的儿子跑了几次因手续不全无法报销。傅永新多方联系补足材料，最终报销了95%的医药费。老人感动地说：“傅书记比儿女都顶用。”

　　不仅如此，有的群众要卖农副产品，傅永新便成了推销员；有的村民捎买东西、进城、回村，傅永新就成了司机。

　　从小事做起，解决实际问题

　　傅永新说：“老百姓没什么大事，一件小事就是他们的大事，群众眼里干部就是共产党，我们不能给党砸牌子。”

　　朝力干南村和段油坊村村民危房改造住进新房几个月后，用电线路迟迟未安装，村民私搭乱接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傅永新协调电力部门，一周内便解决了问题。

　　“今年我家的春联还是傅书记腊月二十九给贴上的。还剩一天就过年了，傅书记还在村里帮大家忙东忙西。”村民吕广才老人说，“这样的好干部，真是人民的公仆。”

　　“要不是傅书记，我儿子上不了大学。”村民赵毛眼说，她儿子去年考上大学，却无力负担学费，全家人拿着通知书一筹莫展。傅永新得知后，联系熟人为孩子担保办理了7000元助学贷款，又联系县教育局、扶贫办申请了3万元自治区助学资金。

　　一件件小事拉近了傅永新与群众的关系。他带领村两委班子，针对贫困户的不同情况施以不同的帮扶对策，让大家充分利用国家扶贫政策自食其力去脱贫。

　　2017年底，朝力干村退出自治区级贫困村序列，84个建档立卡国家级贫困户、157人脱贫，剩余人员有望今年底全部脱贫。

　　村民实现脱贫就没有遗憾

　　半月谈记者在朝力干村傅永新租住的民房里看到，他的母亲范玉珍老人坐在土炕上，正和村里前来串门的几位老太太聊天。20余平方米的房间，临窗的一大半是土炕，里面是厨房。整个屋里，除一口大水瓮和一只小炕桌外，几乎再无其他家具。炕沿下的过道中，放着一个冬春季节取暖的生铁火炉。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范玉珍老人说，儿子不放心她和老伴，而她也想支持儿子的工作。屋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暖气设施，如厕需去院外的旱厕，取暖要烧柴炭，起先有点不适应。“如今慢慢地也习惯了，农村就是这样的条件，不过也挺好，空气清新、人特别实在。”老人说，儿子干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了让老乡过上好日子，我们忍受一些没什么，很值得。”

　　尽管把视力不太好、腿脚有毛病的老母亲带在身边，让傅永新少了一些担心，但患脑梗后遗症的老父亲住在养老院仍是他的一块心病。最近，大学毕业在市里已做两年社区志愿者的女儿，服务期满，还没找到工作，他也顾不上回去看看。“明年我离开的时候，村民能够实现脱贫目标，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干工作特认真、特细心，群众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能想到。”怀朔镇党委书记郭勇说，“农村最需要傅永新这样的干部，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固阳县委书记赵君评价道：“傅永新同志用真情架起了党和政府联系服务贫困群众的桥梁纽带，用实际行动刻画了新时代扶贫干部的标准像，是我们身边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