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6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重教须先尊师，尊师贵在落实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千秋伟业，系于教育，教育与国运相连，教师与国脉相牵。尊师重教，不仅关乎个人的发展前途，更关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兴盛。只有教师得到尊敬，教师所传授的道理和知识才能得到尊重，全社会也才能形成崇尚学习的风气。

　　曾经，教师是高素质的代名词，并广受尊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实行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成绩优异的学生就读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后到城乡小学任教的招生政策，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量扎根基层、训练有素的优秀教师。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犹如一把把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成了中国当代教育坚固的基石。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心态似乎变了味儿。有的认为教师职业收入低、没奔头；有的认为只有知识水平低的学生才去读师范，走投无路、没有其他工作机会的人才会当教师；不少人嘴上喊着“尊师重教”“教师光荣”，实际上却是叶公好龙，对教师职业敬而远之、不屑为之。

　　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化，反映出教师和教师职业的尴尬境遇。在社会开放、价值多元的当下，面对生活与事业，教师也有困惑、烦恼以及迷茫。作为背负“道德高山”的职业，教师不仅面临繁重的教学任务、家长的高期望值和社会的高关注度，还面临利益诱惑和歪风侵蚀的挑战，遭受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与责难。

　　家校纠纷中，舆论常常不分青红皂白，一线老师屡屡“背锅”；从教十几年，工资仅两三千元，甚至不得不上访讨薪；数十年在一线育人，退休时职称还停留在中级……类似事件屡见不鲜，基层教师俨然成了弱势群体，有的教师甚至自嘲“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

　　刚刚过去的高考录取季，金融、经管等专业依然是高分学子的首选，优秀高中生普遍不愿意报考师范专业。即使是师范院校毕业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也不到一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长此以往，今后谁来做教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强国必先重教，重教必须尊师。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也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

　　重振师道尊严，不仅要有规定，更重要的是规定要落到实处，改善教师的各项待遇，让教师职业成为优秀青年的向往，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尊师重教，首先要关心教师的生活。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但一些地方以财政困难为由不保障教育投入，拖欠教师工资。如果生活都得不到基本保障，师道尊严从何谈起？无论财政收支压力有多大，都不能在待遇上亏待教师。

　　尊师重教，也要关注教师的发展。当前，基层教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在职业发展上存在较多瓶颈。要让基层教师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减少职业倦怠，就要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拓展职业发展通道，使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更具吸引力和成长前景。

　　尊师重教，还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师观念，进一步营造宽松和谐的敬师氛围和从业环境。在整个教与学过程中，只有尊其师，学生才能信其道、学其理。教师内心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是从教的动力之源，但外界给予教师的阳光和空气同样不可缺少。要让尊师之意、重教之心真正彰显，需要将礼赞和崇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注意控制各类检查评比的数量，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本职工作；作为家长，应该换位思考对教师多一些理解和支持，真心爱戴老师。

　　当然，受尊者先自尊，尊师重教也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也要自律自警自省自爱，做好教书育人的事业。

　　尊师重教，贵在落实。决不能喊几句口号，说几句恭维的漂亮话就完事。只有拿出实际行动，采取切实措施，真正保障教师待遇、尊重教师权利、解决教师实际问题，才能让教师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只有从教师的身边事关心起、关注起，从教师的切身利益想起、做起，才能让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扎根人心，变成全民行动。

　　又一个教师节即将来临，让我们祝愿每一位教师除了收到鲜花和掌声，还能享受到切实的福利和保障，收获全社会恒久的尊重和敬意。

半月讲解

2  调控高房价各地有啥硬招？

　　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是今年以来在“房住不炒”总基调下，房地产调控的再次升级。那么，在因城施策原则下，各地解决房地产问题都有些什么硬招？

　　调控扩围密度增加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主要城市房地产调控累计达260次，同比上涨80%。其中7月单月，全国楼市调控密集程度再创新高，合计超过60个城市发布了超过70次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6月份出现了翻倍的变化。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一线城市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深圳在7月31日发布全面升级调控政策，代表了又一轮楼市调控升级的开始。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调研显示，今年上半年限购限售政策新增或升级的城市中，限购方面有超过六成集中在中西部、东北地区；限售方面超过七成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这意味着以往调控偏弱的中西部和东北省份正加入“补调阵营”。

　　以东北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大连首次出台调控政策，针对不同户籍人群、不同购房需求实施限购、限贷、限售措施；哈尔滨首次出台调控政策，对主城区新建住房实施限购；沈阳调控政策升级，强化限购，将限售范围扩至全市。

　　调控力度持续升级

　　2016年9月30日，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开启全国新一轮楼市调控浪潮。各地陆续出台多种调控措施，其中最典型的是“四限”：限购、限价、限贷、限售。

　　北京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永壮说，今年以来，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明显升级，在“旧四限”基础上增加“新四限”，即限商住、限离婚、限新落户、限公司。“四限”升级为“八限”，标志着房地产调控中的政策漏洞正被全面压缩。

　　限购扩容升级，限售向县级城市下沉。数据显示，上半年约有11个城市出台限购政策（海南全省限购）、23个城市出台限售政策（海南全省限售）。西安、长沙、杭州、上海对企业开始实行限购措施，海南、成都等地限购范围持续扩大；诸如济南济阳县、阜阳阜南县等县级城市也出台了较为严格的限售政策。

　　张大伟认为，7月多个城市发布了约束企业购房的政策，全面封堵投资炒房的可能性。暂停企事业单位购买住房，这一政策有可能继续向多个城市蔓延。

　　与此同时，各地也不断强化市场监管。北京、重庆、西安、长沙、石家庄、丹东、贵阳等地出台措施，加强市场监督检查；长沙、成都、武汉、西安、佛山、杭州等地出台公证摇号销售政策。西安还规定公证摇号售房时，房地产商应提供不低于50%比例的房源优先保障刚需家庭。

　　供需匹配持续强化

　　各城市在需求端进行重点调控外，也注重在供给侧解决供需结构不匹配问题。多地集中出台土地供给计划与住房保障政策，加力建设“以政府为主提供政策性支持住房、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延续去年以来的加速推地模式，仅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5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0.4%。

　　在租赁住房方面，自中央提出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以来，各地出台诸多有关租赁住房的保障性政策，并在房源保障上进行有力推进。在一线城市中，北京为开发住房租赁项目的企业、农村集体组织和国企等提供长期低息信贷资金；上海提出鼓励国企、事业单位加大新增租赁住房的用地供应；深圳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租赁住房供应，在供应结构上确立租赁住房和人才住房的硬性供应指标。

　　此外，多地还加大政策性支持住房建设。北京提出，增加共有产权住房规模；深圳明确商品房、人才住房和安居型商品房、租赁住房比例分别为40%、40%、20%；广东提出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茂名5市先行探索试点共有产权住房政策，试点时限为1年。

半月调查

3  一手要，一手倒：科研“分包”乱象多

　　一手要项目，一手“转包”“分包”，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工程承包领域，在科研领域也时有发生。当前，科研“以项目论成败”的导向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积极争项目、囤项目，干不完再分包出去；一些学阀垄断大项目，充当项目“二传手”；甚至个别科研人员在项目中“藏猫腻”，通过假分包、假外包，虚报劳务费等方式违法套取项目资金。

　　囤项目，再“分包”：学阀当起科研“掮客”

　　“在高校，虽说教书育人是主业，但做项目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某985高校青年教师李纯（化名）点出了当今学界对于科研项目“格外重视”的原因。

　　科研人员反映，科研项目在职称晋升、人才计划评选、学科评定等方面是重要的衡量指标，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在积极申请项目。“科研就是以项目论成败，项目附带着论文，项目多论文也就多，项目多招的学生也就多。”一名科研院所工作人员透露。

　　某高校生物教师告诉半月谈记者，自己一年多次申请项目，“中签率”差不多是25%，即便知道做不完，也要多拿几个。目前，他正在做一个立项资金近百万元的项目。“这个项目分解成任务A、B、C……有的是由自己的学生做辅助工作，有的则是外包给相关公司去做，最后交给我汇总处理。”这名教师说。

　　部分科研人员坦言，要跑项目，某种程度上就要靠托关系。某知名高校副教授对半月谈记者说，请客吃饭，搞好关系，这样才好拿项目。

　　官大学问大、权多项目多。不少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还反映，当前科研项目按照行政级别分配的现象十分常见。院长、校长、院士等身居“高位”的人更容易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关系，“拿项目”“揽课题”，然后再转手出去。

　　“几个大佬拿项目，拿到大笔经费再转包给同事或自己带的学生做。”一名高校科研人员说，一个立项资金200万元的项目，分给别人去做，可能就给他们180万元经费。他坦言，年轻的老师往往只能申请到“豆腐块”项目。

　　在华东地区从事信息科学研究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说，自己的导师是某科研院所所长，业内有一定知名度，与相关部门关系到位，自然容易拿到数额巨大的项目。拿到项目后，再找几家外面公司和学生一起做。

　　假分包钻空子，项目资金有流失隐忧

　　目前，项目分包自有其存在理由。许多大型科研课题复杂程度高，一个课题组往往难以独立承担，需要与其他科研院所或者科研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完成。

　　某科研院所信息科学科研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大项目下面有若干子课题，这些子课题难免与其他项目存在内容交叉，将部分子课题分包给有研究基础的其他学者或公司顺理成章。

　　同时，项目分包有时也实属无奈。某高校科研处负责人说，有的课题上半年立项，下半年就要求结题，只有半年时间，老师们只能将活儿外包出去。

　　但项目分包行为，很容易让人打起违规套取科研资金的歪主意。正在参与某科技专项的一位科研人员直言，课题分包给关联公司的惯常做法是以承租实验设备、委托科研的名义将课题经费转移至关联公司。以他参加的项目为例，该课题部分经费就是以委托科研的名义分包给长三角地区的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实际都是有关联的自办公司，他本人则在公司里领取“专家费”。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科研人员以子课题需要相关单位提供技术协助或者咨询为借口，通过与相关单位或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的手段，将科研经费拨付给该单位或企业，事后以其他名目将科研经费套现后返回到自己手中。有的则是找一个“中间人”注册公司，把项目分包给这个公司，而“中间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科研人员自己。而在此过程中，利用“中间人”公司虚列劳务费，成为套取项目经费的常见手法。

　　至于“中间人”公司能不能“接得住”项目，有业内人士表示，项目通过验收其实不难，评审专家互相认识，你给我行个方便以后我也给你行个方便。

半月世界

4  指责中国入世表现，美方理由站不住脚

　　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始终严格遵守规则，认真履行义务。早在2011年，中国政府就曾发布白皮书宣布入世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今年6月28日，中国又发布《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清晰阐述了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几年向美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报告，均表达了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失望情绪，并认为当初支持中国入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与指责到底基于什么？其理由能否站得住脚？

　　对华频加指责，理由“很美国”

　　中国在阐释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时，主要根据自身当初的承诺和目前执行的情况进行对比。这样的方法是可证伪的，也即，中国的说法如果不对，WTO成员并不难进行反驳。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大胆地说，中国履行了入世承诺。事实上，国际社会正是基于该方法，普遍得出中国履行了入世承诺的结论。

　　美国对该问题的阐释则不同。总体而言，美国主要根据中国的现状来得出中国是否遵守规则的结论，至于中国违反了哪个具体的WTO规则，是否是WTO规则，还是其自身设定的“美国规则”，则无法阐释清楚。

　　基于今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情况的最新报告，试举三例。

　　例一：产业政策领域，该报告指责中国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限制了进口、外国企业，让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众多国内企业受益。这些产业政策包括技术转让、“中国制造2025”、本土创新、投资限制、补贴等。报告对“中国制造2025”的误解很深，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让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取代外国技术并占领国际市场，并认为中国政府为此出台的政策是其他WTO成员不曾使用的。这些指责毫无道理，任何国家都有提升自身产业技术的权利，且这些政策并不违背WTO规则。

　　例二：报告首先承认中国基于WTO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修改了自身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然后话锋一转认为，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仍然对美国出口和投资造成了限制，并基于此将中国列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7年《特别301报告》的优先观察国。WTO规则下，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就是TRIPS，美国既然承认中国遵守了该规则，就没有理由在知识产权领域对中国发难。

　　例三：服务业开放问题。该报告认为，尽管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380亿美元的顺差，但美国占中国服务进口的份额未达到其占全球市场的平均份额，所以中国在服务业领域存在诸多限制，开放程度还不够大。很显然，该报告仅仅从美国自身利益角度进行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打开中国服务业市场。

　　总体而言，尽管美国关于中国入世承诺报告的一些内容确实是围绕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而撰写，但大部分内容都不是围绕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来进行阐述，该报告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现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无端指责中国违背了世贸规则。

　　美心态失衡源于其霸权思维

　　从中美双方各自的官方表态和文件能看出，在履行入世承诺问题上，中国是基于自身当初的入世承诺得出结论，美国则夸大了中国当初的承诺，或者刻意基于自身利益设置一个标杆，将其作为中国应该进行的承诺或达到的水平。

　　中国入世以后，又有21个国家或经济体加入WTO，美国为何仅仅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布关于入世承诺的报告，而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相关报告？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俄是两个重要大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和中俄间存在竞争关系，美国希望WTO能起到约束中俄的作用，而美国则在其中进行监督。

　　尽管中国已作出巨大改变，也符合WTO规则，但美国依然不认可、不理解，以所谓经济运行不符合市场规范来责难，这实际上是其霸权思维的一种体现。

　　多重审视，美方说法是在混淆视听

　　很显然，美国的说法站不住脚。

　　第一，美国将中国所为是否符合美国利益这一问题混淆为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的问题。在其他WTO成员都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比较认可的情况下，美国不应该在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这一本不应该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做文章，混淆视听，对其他WTO成员造成误导。

　　第二，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开放和行为不受WTO监管，完全可以考虑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一道对WTO进行改革，而不是避开WTO采用一切手段来强迫中国做出改变。WTO规则作为多边贸易规则，是治理全球贸易的基础，任何WTO成员都应该予以尊重。

　　第三，美国罔顾中国入世给世界带来的巨大贡献，仅仅强调中国目前的情况不符合美国利益，是非常片面的，更是不负责任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入世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WTO成员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美国不能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别的国家做出改变。

　　因此，对中国来讲，一方面应积极阐释自身履行入世承诺的事实，让其他WTO成员认识到美方报告的不实之处；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未来发展将要面临的挑战，对中美关系及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然，中国也需积极完善自身改革开放路线图，体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基层干部“五怕”：空政策、瞎活动、假调研、滥材料、乱问责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工作苦、生活难，内心有着不少难言之隐和后顾之忧，其中最让他们头疼困惑的是“五怕”。

　　一怕不接地气的政策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实施，拍屁股走人。”当前，各地出台了不少为民办实事的政策，但一些政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看得见、吃不着”。其中，部分政策“先天不足”，出台时并未做充分的调查，有的不切实际，有的则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各地相继推出“退二进三”政策，将规划区内的工业企业通过货币补偿、用地置换等方式，腾出用地空间用于发展第三产业。但一些地方政府就显得有些“操之过急”，出台“先退出，后补偿”政策，并规定极短的退出时限，强行要求企业“退二”，而如何“进三”，则没有规划清楚。这样的政策，基层落实起来就很为难。

　　中部一名乡镇党委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规定党员半年不参加组织生活就作自行脱党处理，但实际许多农村党员很难组织开会，因为他们许多都在外务工。“没有了收入怎么养家糊口？我们跟公务员不一样，他们开会是上班，是有工资的。”一位农村党员说。

　　二怕心血来潮的活动

　　一些单位领导喜欢“拍脑袋”，动不动就搞评比、创先、达标，甚至集体活动。“春天组织健步走，夏天来个创先锋，秋天再来诗朗诵，冬天还有评先进”。这样一些活动在基层并不少见，往往流于形式，劳民伤财，上级只管发文组织，下级却得认真落实，干部群众意见都很大。

　　一些单位的“党员活动日”停留在“挂个条幅、摆张桌子、照张相片、迅速收摊”水平上，只是让党员出来“活动活动”而已。“上级领导往往大旗一挥，同志们上。等事情结束了，等检查过关了，就没有人过问后续了。”中部某市一名街道干部说。

　　前不久，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社区参加“社区开放日”发现，隔三差五的演讲比赛、歌唱比赛、社区书法作品展令居民反感。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很无奈：上面要考核，群众又不愿参加，一些社区甚至要给居民“发工资”才能把他们请来。

　　三怕走马观花的调研

　　一些领导深入基层调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基本套路是到事先安排好的点位上，视察一下窗口、慰问一下工作人员，召开一个座谈会听一听汇报，或者深入一个厂矿企业走一走，看一看表面的生产经营情况，难得扑下身子、深入基层，真正与基层干部职工一起深入交谈、深入研究。

　　这样的调研却苦了基层干部。苏州某党委部门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参观、考察、调研花样繁多，平均每天要接待四五拨人。

　　湖北西部某贫困村对此也是苦不堪言。巡视、督查、市县镇三级政府检查、各部门检查以及组织、扶贫、环境整治等专项抽查，一拨接一拨，经常几名村干部都应付不过来。“上半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近10次。”该村村干部说，在他们再三诉苦后，现在明显减少了，但一个月还是有四五次。

　　“最怕上级领导调研时，催逼基层进度。”湖南省某街道负责项目建设的班子成员说，有些工作特别是涉及项目建设，要有前期工作论证和报建时间，可领导一调研就要求尽快开工，甚至根据不同乡镇进度进行排名。“这是逼迫基层违规违法!”

　　四怕无穷无尽的材料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全面整治“四风”积弊，党风政风为之一振。但是近一两年，部分地方文山会海痼疾反弹回潮，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基层党员干部苦不堪言。

　　江苏省某事业单位组织部门工作人员对半月谈记者说，上面心血来潮，要基层组织部门把党员材料录入新开发的数字化系统。可系统技术不过关，白天工作时间无法登录，大家只能凌晨三四点钟爬起来录入材料。“终于把全部材料录进去了，谁知系统顷刻间崩溃，所有的活儿都白干了。”

　　湖北省某县委政研室干部说，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力不济，把发文、开会当作抓落实的主要方式方法，甚至将其做成履职尽责、推卸责任的“痕迹”，一些文件层层转发、照抄照转，很多时候并无新的实质性内容，完全是重复上级精神，造成基层干部有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

　　五怕不讲道理的问责

　　安全维稳早已成为基层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特别是一到重大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更是“如临大敌”。“北京不去人，本地不出事，网上不炒作”成为硬性目标，重压之下“盯死看牢”“多路拦截”“接访劝访”等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了。某县委研究室干部说，为了劝回上访人员，报销来回路费、发放误工补助、陪吃陪住陪游……许多基层干部真是无奈又无助。

　　究其原因，还是基层干部怕被问责。“伺候上访户比伺候自己爹娘还勤些。”湖南一位乡镇干部直言，一旦出现上访问题，上级部门就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追究乡镇干部责任，如果出现重大非法上访情况，问责将更加严重。

　　更有甚者，干活的人少，问责的人多。东部某市一基层部门负责人反映，根据市里要求，他们最近在做一项成果展布展工作，他们部门负责实施，市委办、政府办等三部门派人监督，每天填写各种汇报表格，稍有疏忽，就在考核中扣分。“简直是一人干活，三人问责。”

　　在此背景下，一些基层干部显得有些“神经过敏”。在一些地方，凡有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基层干部首要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先安排开会，派人把相关内容写入会议纪要。

　　“万一日后出状况，至少免于被问责，这是自我保护。”一位基层干部说，甚至有基层干部接待群众来访或咨询，一定要找有监控的地方说话，没监控就不开口。“怕有纠纷说不清，被问责。”

　　在中部某乡镇的一起环保事件中，分管环保的副镇长已第一时间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但环保部门一直未进行处置。事件曝光后，这名副镇长还是被诫勉谈话，影响期半年。“反正一有事，第一时间就是追基层干部的责。”湖南一位乡镇干部抱怨，现在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6  假期太少，请假太难！谈起休假，基层干部全是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紧张工作之余的休假不仅有助于缓解身心疲劳，更是家庭和谐温馨的润滑剂。但在基层，“假期太少，请假太难”的高强度工作模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基层党员干部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大部分时间处在“工作状态”。

　　“想休，但不能休”

　　“我是从今年4月初开始正式驻村的，目前就休了4天，算下来，一个月平均不到1天。”刘成飞是河北兴隆县李家营镇下台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他说，工作千头万绪，每天入户走访、填写报表、落实政策、举办培训、跟进项目……工作日根本干不完。“想休，但不能休，因为责任在肩。”

　　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须门镇柳树底下村第一书记王郑皓表示：“现在要求每月驻村至少25天，周六日工作队至少有一人在岗，这意味着每月只能休两三天，如果赶上上级督导检查、解决村里大事小情、协调相关项目等情况，那么这两三天也休不上。”

　　说到平时休假情况，河北清河县某镇一名干部也感慨地说：“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休息了，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左右，很少能正点下班。不只是我，其他干部也一样，每天满负荷工作，尤其是包村干部，平时不敢关手机，村里有什么事，都是随叫随到。”

　　通过梳理一些干部的工作时间表，半月谈记者发现，脱贫攻坚、生态保护、城镇化建设等任务占了较大比重，让基层干部身心俱疲。贵州省某县环保局局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迎接中央环保督察时，晚上随时待命。“那一周，我瘦了20多斤，加起来可能只睡了9个多小时。”

　　能休也休不上、休不好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虽然也能获得休假的机会，但休假时间不能得到保障。

　　兴隆县蘑菇峪乡党委书记孟庆华告诉半月谈记者，今年年初乡党委、政府对干部职工的公休假和年假进行了安排，原则上除了带班领导和值班人员，均可正常休假，但由于临时性、突发性任务较多，全乡干部职工没有一个能够按时休假。

　　“周六日单位有事随叫随到，手机24小时开机，能休假，但休不好。”刘如冰是兴隆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每天“满负荷”工作，加班是常态。

　　“和家里人定好的周末计划经常会因为临时性的工作通知而一再取消。”刘如冰表示，虽然经常需要加班，但已经很知足了，毕竟和乡镇干部比，县直干部虽然休不好，但至少还能休上假。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少。”宽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宋立新介绍，科里目前就1人，全县的脱贫攻坚、“四个专项行动”、大气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各种活动的动员会议、宣传方案、阶段总结汇报全部要做，工作日做不完的，只能在休息日加班做。

　　工作多、人手少的问题在乡镇更为突出。宽城县松岭镇党委副书记赵长浩表示，乡镇责任越来越重，而人员编制少，并且部分乡镇还存在缺编现象，部分业务能力强、学历高的干部被上级部门借调，导致一个干部兼任多个职务，工作应接不暇。

　　假不好请，一般不去请

　　休假不好休，基层干部请假也不容易。在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5岁的冉魏担任木黄镇凤仪村驻村攻坚队成员。前段时间，他的一张文言文请假条在网上火了。“近日舍妹将要出嫁，忆童年趣事，余常捧腹开怀……待送舍妹出嫁，必快马加鞭返回。”

　　冉魏表示，他去年大学毕业后考入县政府办，平时工作很忙，有时节假日也要坚守工作岗位，之前从没请过假。

　　清河县一名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如果不是必须去办理的事，我们一般都不请假，因为请了假，耽误了白天的工作，晚上就得加班完成。”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基层干部请假流程比较复杂，确实有特殊情况才会去申请。冉魏的请假申请，就先后经过驻村第一书记、当地县委组织部同意后，才得以通过。“现在是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一旦有人请假，他的工作就得其他人来分担。大家都能相互理解，所以平时请假的人很少。”冉魏说。

　　当然，基层干部请假有时也有“麻烦”。“周末乡里没有说放假，也没有说加班，按照惯例，没有说加班就是放假，我们家隔得远的就回家了。”贵州六盘水市一位网友反映，放假第二天单位临时通知加班，不能回去的要请假，于是自己就给主要领导打电话请假，结果挨了一个处分，被批评说请“霸王假”。

　　为基层干部按好“暂停键”

　　“不想再待在基层了。”半月谈记者发现，在微信朋友圈中，“五加二白加黑无节制加班掏空基层年轻人”等文章不时会被一些干部翻出来转发。为基层干部按好“暂停键”，已经成为基层干部保持干事创业激情的重要保障和切实需求。

　　尽量为基层干部减少不必要的负担是第一要务。宽城县委组织部基层组织一科科长裴庆宏告诉半月谈记者，在工作中，主要是“三多一急”影响正常休假，即：组织会议多、制发文件多、迎接检查多、工作任务急。上级要求召开的会议、来的文件，必须第一时间结合县里实际情况组织召开会议、制定相关文件，否则就是落实不积极；上级督导检查的名目也很多，比如大的方面基层党建、脱贫攻坚等；上级要的文件、报表、汇报，也是特别急，比如周五下班之后发的，要求周一上班交，或者上午11点发的，下午上班之前交，这些只能加班加点弄。

　　其次，要主动关心关怀干部休假问题。在河北任县，县里要求单位主要领导合理安排工作，带头执行年休假制度，对干部节假日值班或加班的及时安排调休。“这是县里切实把关心关爱基层干部作为一项大事要事来抓的重要举措，让我们倍感欢欣鼓舞！”任县任城镇党委书记杨现军说。

　　为了让全乡党员干部职工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目前蘑菇峪乡党委政府也通过举办篮球、乒乓球比赛，观看红色影视剧等方式，给干部职工“解压”“松弦”，并准备试行“强制性”分批休假机制，给干部按下“暂停键”。

　　当然，合理安排配置干事的人力资源也是必要的。一些年轻基层干部表示，在乡镇也存在忙闲不均的情况，有些部门、有些人还是比较清闲。所以，在人员配置向基层倾斜的同时，同级人员安排要向重点工作集中，避免“忙者愈忙，闲者愈闲”。

教育改革进行时

7  少见！这里学生大量回流乡村学校——一个山区县的均衡教育实践

　　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不少偏远山区学校“空心化”不断加剧：师资弱化，学生锐减，学校成为空壳。与此同时，县城等中心地区优质学校一座难求，超大班额成为常态。

　　而山西省乡宁县却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半月谈记者近日在这里采访发现，这个多坡地、少平川的山区县多年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坚持教育强县理念，进行城乡教育硬件同步升级的同时，抓住教师、教学、管理等质量均衡“内核”，走出一条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快车道”，乡村学校不仅没有衰败，学生数量反而不断增加，教学水平和升学率不断提高。

　　脑子改观念：山区县实现12年教育免费

　　枣岭乡刘岭村是距离乡宁县城30多公里的一个山村，刘岭村小学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各项教学设施甚至比县城小学还好，100多名学生在这里上课。而6年前，刘岭村小学6个年级仅剩8个学生。

　　“硬件跟不上，软件也不行，七八个老师，一半多上了年纪，连个普通话也说不好。”枣岭中心学校校长权玉峰说，教学质量差，导致家长愈发不信任，学生都走了，到2012年的时候，学生成了个位数。

　　事实上，刘岭村小学在上个世纪末曾是县里尊师重教的教育典型。乡宁县教育科技局党组成员赵卫胜回忆说，随着村里集体经济下滑，这所县里“名校”的硬件逐年陈旧，老师年龄偏大，学生也随之大量流失。

　　“我们这个山区县怎么定位，未来乡村发展的人才支撑怎么解决？”乡宁县委书记樊洪平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2012年以来，乡宁县采取多项强教措施，“给钱、给物、给人、给位子、给面子、给政策”，在投入、管理、师资、机会、环境、质量上下功夫。从2014年起，全县又启动高中教育免费，实现“12年全免费教育”，乡宁县3万名学生，除生活费外，不花一分钱。

　　“党委政府的引导、重视，促进各级干部群众对教育发展观念的转变，为县域均衡教育筑牢了根基，教育成为优先发展的强县战略。”乡宁县教育科技局局长赵建明说。

　　左手抓硬件：乡村学校要优于县城学校

　　西坡镇是乡宁县最西边的一个乡镇。2013年时，西坡中学只剩下107名学生，除去老师年龄和专业结构不合理外，学校硬件设施差得也不是一星半点。“这么跟你说吧，虽说也有物理化学实验室，但里面的实验桌跟山区百姓家里的洗脸桌子没啥两样。”西坡中学校长王鹏苦笑说。

　　2013年以来，西坡中学进行了升级改造，如今，各种标准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与县城中学别无二致。刘岭村小学除了将教室改造外，还新建了餐厅、宿舍。“全县学校硬件，乡村学校要优于县城学校，比如山区学校所有操场都是塑胶跑道，而且占地面积更大，设施更新。”乡宁县教育科技局干部王晋俊说。

　　赵建明介绍，乡宁县近年除完成校园安全工程、“全面改薄”工程外，还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立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8年累计投入近20亿元，发展教育硬件设施，筑牢了教育均衡的物质基础。

　　2013年以来，乡宁县启动实施了全县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目前已完成全县教育城域网建设，125所学校开通内网，30所学校实现录播互动，15所教学试点校实现异地同课，实现了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右手提软件：乡村教师优先评职称

　　硬件的改善，为教育的基本均衡打下了基础，但是教育的优质均衡关键还得靠“人”，核心是教师、教学、管理的师资均衡。

　　这是一个大难题，乡宁县城内的东街小学和乡宁二中是全县仅有的两所省级示范学校，都曾长期面临人满为患的问题。东街小学24个班有1700多名学生，而前几年乡宁二中更是“一座难求”，班容量近80人。

　　即便如此，家长们仍然费尽心机把孩子塞进这两所学校。因为教学质量好，乡宁二中的高中升学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而2013年时，西坡中学参加中考的30多个学生，只考上了8个，升学率刚过20%。

　　必须解决深层次的教育质量均衡问题，乡宁县在数个方面同时发力。

　　一是加强乡村学校的师资配备，缺什么老师补什么老师。刘岭村小学招聘了5名特岗教师，枣岭中心校内部又给调剂支援了4名老师。西坡中学两年招聘了13名老师，除了文化课，音乐、体育等素质课都配备了专职老师。“都有专业背景，质量过硬。”王鹏说。2012年以来，乡宁县招聘补充中小学教师511人。

　　二是树立下沉导向，促进城乡人才交流。乡宁县乡村学校的老师，除了每月比县城老师多领几百元补贴外，评职评模也优先于县城老师。乡宁二中校长谷印平介绍说，每年在县城等相对优质的学校选拔部分管理人员和约10%的教师力量去乡下学校参与管理和支教，乡下老师进城跟岗轮岗，为期一年，优秀者优先提拔晋升。每年100多人交流，以强带弱，将优质校的教学理念、方法在全县学校普及。

　　三是实行城乡学校联盟帮扶机制。乡宁县的4个县城小学和12个乡村小学建成“一拖三”的4个联盟，两所县城中学和较强的关王庙中学与12所乡镇中学建成“一拖四”的3个联盟。“联盟内学校每个月组织一个学科的听课、评课、教学管理经验交流，这个学科的所有老师参加。”乡宁三中副校长李明生说，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乡宁本土教育“土专家”。

　　付出见成效：乡村教育不一定输

　　这些措施促进了优质均衡教育在乡宁山区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2016年12月，乡宁县高标准通过了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西坡中学现有学生近400人，今年142名参加中考的考生有84名考上高中，升学率完全不输省示范学校乡宁二中。

　　因为山上山下教育质量并无差距，家长们也不再费力将孩子送进乡宁二中和东街小学了，两所学校的班容量回归四五十人的合理区间。原谭平乡撤乡并镇后8个行政村仅留的两所小学，由于学生回流，变成了现在的3个六年制学校和两个教学点。

　　如今乡宁县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共同发展。优质均衡也推动了教学质量的改善。早些年喊出的“高考二本达线上百人”的口号早已过时，现在乡宁县每年高考二本达线近800人，升学率超过四成。

时政·财经

8  网络的底色当是红色  互联网企业涌动“党建热”

　　网络强国建设深入推进，互联网行业涌动“党建热”。近日，笔者走访福建厦门市一些互联网企业党组织发现，广大互联网企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做实做细党建工作，努力让党建成为公司事业发展的“王牌”。

　　“加强党建绝不是空话”

　　今年1月30日，厦门发起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百日攻坚行动”。截至5月初，新建党组织101个，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从2017年底的37.1%提升到81.3%。

　　位于厦门软件园二期的4399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5次入选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走进公司厦门总部办公区，红色印记处处可见。“红色卫士”审核小组、党员讲师团、党员先锋岗等标识格外醒目，融合了党建内涵和企业文化的游戏手绘、创意海报令人驻足。

　　据介绍，公司成立党支部已经5年，新近升格为党总支。“我们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互联网企业立足的根和魂。”公司副总裁、党总支书记戴建宏说。

　　安全生产是互联网企业的生命线，4399公司为此成立了由党总支副书记肖兆炉担任组长的“红色卫士”审核小组，以党员为主体，专事游戏上线前把关、评论内容审核、突发情况应急处理。过去一年，“红色卫士”共审核游戏7279个，拒绝1351个，向654个提出修改意见。

　　戴建宏介绍，4399商学院成立了一个由12名党员组成的党员讲师团，结合企业文化上党课，每月两次，向广大员工尤其是新入职员工传播党的声音。

　　4399公司还积极实施“双培养双进入”，即推荐党员进入中高层管理岗位，同时吸收中高层管理人员入党，提高党员在决策层和管理层的比重，提升党组织在决策层的话语权。

　　16位出资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4399公司创始人李兴平是中国互联网界的传奇人物，曾创办过hao123等多个家喻户晓的网站。近年来他已很少抛头露面，有一天却突然出现在戴建宏面前：“我只有初中学历，可不可以入党？”随后，他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追随李兴平的脚步，厦门互联网企业近期有16位出资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其中包括业界闻名的美图秀秀CEO吴欣鸿。

　　创立央银（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许四孟生于1983年，福建晋江人，家族坐拥上市公司，是典型的“富二代”。在央银资本，“央银创客空间党支部”的牌子非常显眼。许四孟对企业党建甚为热心，“每年拨付3000元支部活动经费、党员回乡办理组织关系批准特别假并全额报销路费、统一在4月份对在册党员进行特别加薪、优先招聘党员”四项承诺从未动摇。

　　“央银创客空间党支部”会议室墙上有一幅醒目的巨画，画上嘉兴南湖的“红船”与红军长征的地图交相辉映，它们代表了许四孟最崇敬的两种精神：红船精神和长征精神。许四孟说：“在我们公司，党员都是骨干，职业操守高，工作干劲足。公司会坚持优先招聘党员。”许四孟最近也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今年40岁的刘剑锋2014年出资设立青瓦资本，打造国家级众创空间青瓦创业基地。他已在基地成立党总支，下设6个支部，拥有60名党员。刘剑锋说：“党建让公司有力量，为我们的事业赋能，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惑之年申请入党的原因。”

　　选好“领头雁”，炼好“实心砖”

　　厦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沈阳说，厦门重点从“党组织真实组建、党建活动真实开展”两个方面入手，实施“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准确摸清企业及其党组织和党员底数，贯彻“应建必建”原则，单独组建和联合组建分类施策，创新众创空间和党建联盟等组建形式，推动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厦门市委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张鸿平介绍，厦门市探索形成了“工委牵头、经信运作、行业引领、区域兜底”的领导体制和创建格局，即组织部门（非公工委）牵头，经信部门利用行业主管部门的优势具体运作协调，各市直部门强化业务监管与党建指导双重职能，各区（园区）和镇（街道）对辖区内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负兜底责任。

　　张鸿平表示，下一步要抓好几个环节：选好“领头雁”，进一步推动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与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双向进入”；炼好“实心砖”，依托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分期分批组织全市互联网企业党组织书记、出资人培训，强化党建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打好“组合拳”，结合互联网行业特征，不断丰富和拓展党内生活。

9  二手房交易乱象：卖亏了就违约

　　近期，西安等城市部分市民反映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频频遭遇卖方违约。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房价波动大和违约成本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市场调控力度的同时，更应加强防范和管理因房价波动而产生的“次生灾害”。

　　1  “房东觉得卖亏了”

　　热门地段新建商品房供不应求，摇号“屡摇不中”，一些消费者不得已把目光转向了二手房市场。但二手房交易中频发的卖方单方面违约成了纠纷的“火药桶”。

　　2017年6月，家住西安市经开区的李女士看上了位于凤城八路的一套建筑面积为188.24平方米的二手房，经由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当日即支付卖方26.9万元定金。但随后到房管局办理网签时，卖方突然告知李女士房子不卖了。

　　“签合同时单价大约在1.2万元/平方米，但房价不停上涨，房东觉得卖亏了。”

　　李女士说，无奈之下，她选择起诉对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今年她第二次购买二手房时再次遭遇卖方违约。

　　“4月，我通过中介公司和西安市高新枫林绿洲一卖方签订居间合同。”

　　李女士说，当她向对方支付定金5万元，向中介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贷款服务费、权证服务费等共计8万余元后，卖方故意提出再交50万元定金等无理条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逼迫她放弃购买。

　　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半月谈记者从多名律师、房地产中介了解到，近期房地产市场因毁约引起的纠纷增多。一位律师说，她目前手上就同时在处理多个涉及二手房违约的案件，因违约相关事宜前来登门咨询的客户络绎不绝。

　　2  “就算赔了违约金还能多赚几十万”

　　采访中一些受访者表示，房价波动大给卖方造成心理暗示，加之违约成本低，是造成卖方毁约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指出，2018年上半年，西安等部分热点城市仍处于房价快速上涨区间。

　　一些房地产中介表示，往往从买卖双方前期沟通好到办理按揭过户手续的一个月内就会产生价差，有的房主自别家中介公司得知涨价后，就反悔不卖了，还有的在与甲签约后转身又跟乙签约，一房多卖。

　　市民汤女士说，此前她看中碑林区东关正街一套二手房，签订购房协议一个月后准备过户，卖方却要求加价20万元，她查询网签系统发现，房东早已跟另一买方达成交易。

　　怪象不止于此，还有开发商“自己举报自己”，试图毁约。最近，西安一开发商就以自己两年前一楼盘项目没有预售许可证为由，将12名购房者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内部认购合同无效。细究这一怪象，不少市民和专家认为，根源还是房价上涨。

　　此外，违约成本低是卖方毁约的另一原因。购买二手房遭遇毁约的西安市民朱先生指出，卖方赔了他违约金还能稳赚一笔。

　　“我4月份签订购房协议时房子卖85万元，现在销售标价已经达到125万元左右，就算卖方双倍赔偿我违约金10万元，他还能多赚30万元左右。”

　　朱先生说，卖方失信不但没有利益损失，反而能够获得高额利润，让人很无奈。

　　采访中一些购房者还表示，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有时候还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赔偿。一名购房者说，尽管赔偿金额通常明显低于合同约定的金额，但因为耗不起打官司的精力，只能忍气吞声。

　　3  不能让违约者因违约而获益

　　如何遏制卖方毁约风？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浩公表示，目前，在追究违约一方责任时，多数合同约定违约一方需双倍返还定金，但事实上，当赔偿的定金不足以补偿受害方损失时，卖方还必须承担买方因房价上涨等因素产生的其他损失。

　　“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位置的房价上涨了多少，卖方就必须赔偿多少，交易中这一法律常识应被明确告知。”

　　针对近期西安房屋买卖合同违约纠纷明显增多、买卖双方矛盾突出这一趋势，西安中院近期召开了全市法院房地产案件审理工作专项会议，表态将加大对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群体性强的房地产案件的审理力度，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与房地产管理相关部门沟通，及时全面掌握当前房屋交易政策，为正确裁判提供依据。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建议，在购房过程中，各方也应提高风险意识，敦促中介公司在制定交易合同时进一步细化合同明细，明确并强调违约一方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对于短期内频频违约涨价的二手房房东，中介公司应采取撤销挂牌或向房管部门举报的做法，甚至将其列入失信黑名单。

科技·文化

10  人工智能来了，八大风险不可轻忽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其影响范围小则涉及个人生活，大则影响国家安全，让人们在期待的同时，也带着些许忐忑。事实上，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与未来学家或科幻电影中作出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

　　真实进展到了哪一步

　　当前，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新概念和新算法层出不穷，但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是图像识别和语言翻译，图像识别领域进展要优于语言翻译，前者在某些指标上超过了人类水平，但语言翻译能力还不及人类，这是该技术进展的基本情况。

　　具体说，人工智能可以做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数据分类。人工智能可对图像或声音等数据进行分类，安防领域中对摄像头采集数据的处理及医疗影像识别和诊断，这两个领域发展迅猛，产业前景广阔。

　　第二，异常探测。人工智能可帮助发现欺诈性金融交易或新恶意软件等异常行为，可用于实时监控大规模数据，央行及其他市场金融机构正致力于类似应用。

　　第三，预测。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某种规律后，人工智能可基于统计特征对未来行为作出预测，这在搜索引擎的自动填充、视频和网购平台的产品推荐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可用于天气预报。

　　第四，优化。人工智能可对复杂的系统和任务进行优化，例如美国“深度思维”公司使用机器学习优化了谷歌数据中心的能源效率，节约了40%用于冷却的能量，使能效整体提升了15%。

　　综上，人工智能确实具有诸多优势，其反应时间比人类更快，在不少领域和场景下，有优于人类的精确性、可靠性和敏捷性，也比人类更有耐心和警觉性，同时还能独立于人类进行工作。

　　应用中不可忽视的弱点

　　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存在弱点，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发布《人工智能：每个决策者需要知道什么》报告，提示人工智能的一些弱点可能对国家安全等领域造成巨大影响。

　　第一，脆弱性。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还无法超出场景或语境理解行为，其在下棋或游戏等有固定规则的范围内不会暴露出这一弱点，而一旦场景发生变化或这种变化超出一定范围，人工智能可能就立刻无法“思考”。

　　第二，不可预测性。用户无法预测人工智能会做出何种决策，这既是一种优势，也会带来风险，因为系统可能会做出不符合设计者初衷的决策。

　　第三，弱可解释性。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帮助人类做出好的决策，但决策理由目前仍然是一个“黑箱”。例如，图像识别能力可以发现图片中的校车，但无法解释哪些图像特征让它作出这种判断，而在医学诊断领域，诊断的理由往往是重要的。

　　第四，安全问题和漏洞。机器会重结果而轻过程，通过找到系统漏洞，实现字面意义上的目标，但其采用的方法不一定是设计者的初衷。例如，网站会推荐一些极端主义视频，因为刺激性内容可以增加浏览时间。再如，网络安全系统会判断人是导致破坏性软件植入的主要原因，于是索性不允许人进入系统。

　　第六，系统事故。在算法不能共享的对抗性环境中，系统性错误很容易发生，导致做出无法估量的决策。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两种相互对抗的算法为了获得优势会采用某些导致毁灭性后果的行为，尤其在网络安全和电子战过程中，对抗性决策会非常迅速，人类几乎来不及叫停。

　　第七，人机交互失败。尽管让机器提供建议，由人类做最后决策是解决人工智能某些弱点的常用方法，但由于决策者对系统局限性或系统反馈的认知能力不同，这一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2016年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撞毁事故中，人类操作员就没能理解系统给出的提示而发生致命性事故，在军事、边境安全、交通安全、执法等诸多领域都面临类似挑战。

　　第八，机器学习漏洞可被对手利用。在对抗性过程中，对手还会释放有毒数据或利用人工智能行为方式的某些漏洞发起攻击，目前还没有抵御这种攻击的有效办法。

生态·健康

11  缓和医疗：让生命从容走向终点

　　生老病死，每个人都要面对。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各种慢性病以及恶性肿瘤患者人数逐年增加。面对这些当前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治或不治、如何去治，成为每个患者和家庭都必须作出的抉择。近年来，一种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倡导舍弃无意义过度治疗、减少患者痛苦的缓和医疗方式在国内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绝症患者得以从容走向生命的终点。

　　让绝症患者有尊严地离开

　　看着肝癌晚期的母亲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不用吃大剂量的止痛药也能安稳入睡，李红（化名）的心最近踏实了很多。

　　今年4月，昆明市民李红69岁的母亲在一次体检中意外检查出肝癌晚期。她说，尽管医生表示癌细胞已经扩散，母亲最多还有半年时间，但她和家人还是决定尽最大努力去治疗。“作为子女，轻易放弃我们做不到。”

　　随后的两个多月，李红的母亲在昆明一家三甲医院接连做了3次肝癌介入手术，每天还要挂10多瓶药水。没过多久，李红的母亲陆续出现掉头发、手脚脱皮、血压飙升等症状，甚至还因术后颈椎椎管出血造成偏瘫。“医生说已经无能为力了，再治下去只是徒增痛苦。”眼看着母亲一天比一天憔悴，李红数不清自己哭过多少个夜晚。

　　在主治医生的介绍下，李红把母亲转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缓和医学中心。虽然对缓和医疗还一知半解，但看着母亲血压降下来了，不再发高烧了，癌细胞扩散所带来的疼痛感减轻了，李红感到十分欣慰。尽管医生早已告诉她，这里所有的治疗都只能缓解患者的症状和痛苦，无法治愈癌症，更不可能挽回她的生命。

　　“来我们这里就医的，大多是目前医疗技术无法治愈、已经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患者。”新昆华医院缓和医学中心主任马克说，面对这些致命的疾病，缓和医疗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尽量减少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从确诊癌症到最后离开人世这个阶段最是煎熬，但缓和医疗舍弃了很多没必要的治疗手段，既没有过度治疗，也没有放弃治疗，非常适度。”李红说，缓和医疗大大缓解了患者和家属的痛苦。

　　缓和医疗不是放弃治疗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父母患病就要竭尽所能去治疗，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仍有很多严重疾病和慢性病是当前医学无法战胜的。”马克说，如果已经确诊无法治愈，一些过度的治疗手段反而会使患者生活质量变差，甚至缩短生存时间，患者的人格尊严也会受到伤害。

　　马克认为，虽然不以治愈疾病为目的，但缓和医疗绝非放弃治疗，相反它是一门非常积极的医学学科。实际上，缓和医疗作为一门医学分支学科已有50余年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英国护士桑德斯在长期目睹濒死患者的痛苦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临终关怀护理院，专门收治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的患者，为他们提供生命末期的全面照顾。

　　曾长期在神经外科工作的马克也和桑德斯一样。“眼睁睁看着许多患者被病痛折磨，却没办法帮他们，所以我从1996年就开始致力于研究推广缓和医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科。”他说，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缓和医疗事业发展还相对落后。

　　2017年9月，在马克的主持下，云南首个缓和医学中心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新昆华医院建立。他介绍，缓和医学中心并非简单的一个科室，而是一支由心血管、呼吸、神经、消化、疼痛、肿瘤及微创介入等专科医护人员组成的一个多学科团队，处理重症患者晚期的并发症。

　　除了缓解生理痛苦，缓和医疗也十分重视对患者心理上的关怀。走进新昆华医院缓和医学中心的病房里，随处可见生机盎然的鲜花，连被褥也是十分鲜艳的颜色。“所有的布置都是为了给病人更加积极的心理暗示，我们医务人员平时也常和病人聊天，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抚慰。”马克说。

　　缓和医疗普及任重道远

　　“曾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把患者送到你这里来，我就是在咒他。”马克说，过去许多患者家属甚至医务人员对缓和医疗不理解。

　　随着观念的转变，已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接受缓和医疗的治疗方法。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新昆华医院缓和医学中心已收治患者530多例，其中恶性肿瘤患者就占了一半，中心床位也越来越紧张。

　　昆明市民姜丽（化名）的丈夫在去年3月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在大医院治疗近一年，眼看丈夫化疗反应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虚弱，春节后，姜丽将他转到了新昆华医院缓和医学中心，半年来丈夫身体状况竟有了明显好转。

　　“他说如果他不行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抢救，让他安稳有尊严地走。”姜丽说，这一年多他都治怕了。

　　从费用方面来说，缓和医疗也是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有统计显示，我国患者一生的医疗费约70%用在了生命的最后3个月，这带来了患者的痛苦、家属的负担以及医疗资源的浪费。”马克说。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缓和医疗目前在国内医院推广难度较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前期投入巨大、回报却较少。患者做一台手术、住几天ICU病房都是很大一笔费用，但缓和医疗费用要低不少。

　　“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但在患者最无助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更好，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也不失为一种成就感。”马克说。

民生·社会

12  养千头牲畜，却入不敷出 “高收入不富裕”：窘从何来

　　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内蒙古自治区牧区采访了解到，不少牧户每年的收入少则近十万、多则几十万，但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富裕，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债，而导致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生活的成本高，包括不合理的攀比式高消费等。

　　年收入二三十万，每年还得打饥荒

　　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半月谈记者随机采访了44岁的牧民达木丁苏荣，他家4口人，养了近2000头（只）牲畜，按理应是个很富裕的养畜大户。

　　“我家就是个驴粪蛋子外面光。”达木丁苏荣说，他家近几年每年收入二三十万元，但年年都得打饥荒。

　　达木丁苏荣给半月谈记者算起了账：2017年，购买饲草料支出27万元，每月上大学的女儿平均花费3000元、在旗里读中学的儿子和陪读老人生活费2000元、贷款利息3000元、羊倌工资5000元……在没病没灾的情况下，仅这些支出一年就42万余元，而当年畜牧业经营收入仅36万元，入不敷出，现在尚有10万元的银行贷款、3万元的民间高利贷未还清。

　　“我周边的牧户90%都有贷款，即使没有贷款，多数人手头也不宽裕。”达木丁苏荣说，牧民生产生活几乎全靠买，生活方面最大的支出项是子女教育，现在牧区几乎没有学校，牧民的孩子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得到旗里上学，为此，牧民需要在旗里买房、租房，还要留个家庭成员陪孩子；生产方面最大的支出项是购买饲草料，一旦遇到灾年，饲草料支出可“吃”掉大部分畜牧业收入。

　　对于近3年来的持续干旱，半月谈记者一路采访的20多个牧户无不心有余悸。据他们反映，遭遇灾年，牲畜越多，压力越大、风险越大、成本越大。

　　“因为干旱，饲草料都涨价了。”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民敖特根苏伊拉说，干草从去年年底每吨1200元涨到现在的1600元，饲料从每斤0.8元涨到1.1元。为了把高经济价值的马养好，今年她家还租了一片水草相对较好的草场，每匹马每月需支付150元的草场使用费。

　　三五百礼金拿不出手，好车名马争面子

　　近几年人情消费和攀比式消费在草原牧区愈演愈烈，也给牧民带来沉重负担。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布力彦嘎查58岁牧民特木热是全国劳模。他说，按蒙古族传统，牧民从61岁开始，每隔12岁，办一次寿宴，但现在许多牧民从37岁就开始摆席过寿。以前的祝寿礼物是瓷碗、月饼之类，现在寿礼还需放几百、上千元现金。

　　牧民们还反映，春节“拜年礼”的负担也很重：关系一般的送点牛奶、酒等礼品，关系好的和至亲长辈除了礼品还要再加三五百元现金。一些不富裕的牧民为了尽礼数，不惜将发放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银行卡作抵押赊账、借高利贷。

　　同时，草原上正在兴起一股攀比好车、名马、举办家庭那达慕等风气。不少牧民给老人过寿时，互相攀比举办家庭那达慕，花费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半月谈记者在锡林郭勒草原上遇到的一位年轻牧民，他不久前以每匹3万～5万元的价格买了3匹阿拉伯马。他说，养好马不仅是为了骑得舒服，主要是有面子。“我家亲戚花了18万元从俄罗斯买了一匹纯血马，谁都羡慕!”

　　生产调结构降成本，生活调心态转民风

　　针对当前内蒙古部分牧区牧民存在“高收入不富裕”的问题，一些干部群众和专家提出了建议。

　　内蒙古草原生态专家忠乃说，养50头牛和养500只羊的毛收入都是30万元，但养牛成本远低于养羊，而且养牛对草场破坏相对小些。要鼓励有条件的牧民“减羊增牛”，改变草原“一羊独大”局面，引导牧民“精养优养”。

　　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党委书记哈达等基层干部建议，藏草于企，藏草于农，加强草原防灾饲草料基地建设。在牧区扶持建立一批草业企业，同时加强农区农作物秸秆的回收利用，秋收之后，组织受灾牧区的牲畜就近转场到农区过冬。

　　苏尼特左旗副旗长纳恩丁建议，地方政府要组织开展持家理财方面的宣传、培训，教会牧民如何算账过日子、如何使财产性收入最大化，改变牧区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风气。

　　一些干部群众还建议，以问题为导向制订完善“村规民约”，加强社会治理。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伊和呼热嘎查73岁的斯布格道尔吉，曾经带领7个贫困户建立合作社，但仅一年，一些贫困户就因劳动强度大而“脱离组织”。老人感慨地说，现在牧区的年轻人怕吃苦，自己不干活雇羊倌的情况十分普遍。“人没了精神，再扶也扶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