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0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振兴乡村，须重识乡村

　　乡村振兴战略吹响了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号角，涵盖了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方方面面，我们拥有了推动乡村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和战略总抓手。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抓“三农”工作，往往侧重于抓农业工作，甚至窄化为抓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的新实践，不能因循以往发展模式，局限于单一视角、单线思维，而必须拓展认识视域，升级发展思维。重新认识乡村、重新发现乡村、重新评估乡村，在乡村振兴步伐初起声中，正当其时。

　　乡村振兴，须重新认识乡村的过去，对其本来面目和历史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根在乡村。传统的中国乡村，并不是城市的附属品，并不以向城镇提供农产品、输出劳动力为主要特征，反而承载了中华文明农耕经济的主线、乡土文脉的精髓。乡土中国的成就，不仅在于农业经济高度成熟，也在于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价值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展现了一幅人类农耕文明史上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宏阔图景——

　　中国传统乡村，培育了光辉灿烂、独具价值的农耕文明，它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勤劳，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的闲适；这里孕育了讲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体系，它尊山、爱水、有乡愁；这里还出现了独具中国智慧和特色的治理结构，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乡贤不断传承，强调以文化人，教化群众，淳化民风……

　　作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乡土中国功能多元、文化多样、恬淡却多彩，乡村振兴就要善于从传统乡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吸取优质养分。它时刻提醒我们，中国乡村的根不该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这也增加了一份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社会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乡村振兴，更要求我们立足现阶段乡村发展的特征和任务来重新认识乡村。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更多围绕工业化、城市化而展开，功能、价值相对单一，传统乡土的多元性遭到削弱，乡村成为我国工业的原料基地、产品市场，为我国推进工业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和发展空间；近20年来，乡村是我国城市的粮食安全保障地，是居民食品安全供应所。

　　当前，乡村正在蓄积力量，储备新的潜能，新功能亟待新开掘。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逐步“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统筹城乡的系统思维，重新赋予乡村新的定位，重新增添乡村新的动力。乡村将以更大的动能在更大的发展蓝图中凸显其独特价值。

　　就乡村自身发展言之，依靠改革开放40年的沉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乡村都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发展契机：工业化、城镇化步入“下半程”，积累了巨量的资金、技术、人才资源和丰富的发展经验，城乡融合正当其时，市场要素逆城镇化态势已初显端倪；全国消费升级“正在进行中”，人们已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绿色”“吃得健康”转变，对绿色、优质中高端农产品的需求被激活，田园乡村休闲体验、生态价值被重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正在“破冰”，新农人、新乡贤群体不断壮大，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在村民民主协商中作用明显……可以说，乡村正在摆脱单一价值的定位，开始拥抱多元功能：它正成为城市生态的护卫区、康养娱游的好去处、现代治理的参照系、田园乡愁的寄托地。

　　中国的乡村振兴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有过往样本可抄，是一项开创性的战略工程。观照当下乡村现实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低效粗放增长模式等因素长期存在，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乡村人口流失、环境污染、治理失序、文化割断等问题，一些地方土地撂荒加剧、乡村凋敝加重，这已严重影响乡村持续、健康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振兴乡村，就须重识乡村。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绝不是单方面地接受工业的反哺、城市的带动；乡村本身有它独特且越来越弥足珍贵的价值，发掘这些价值，展现这些价值，丰富这些价值，乡村完全可以在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生活图景中占据重要位置。这应当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点和着力点。

　　无论回顾历史，还是思考当下，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乡村振兴前景可期。我们要让乡村的好水能“洗胃”、好空气能“洗肺”、好生态能“洗心”，致力于乡村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最终让乡村真正变成新时代中国要素集聚的洼地、绿色发展的高地、心灵回归的净土。

半月话题

2  宪法修改与群众生活有何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内容一般涉及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看起来与普通百姓似乎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宪法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关系到群众生活，因为宪法不仅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还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共有21条修正案，内容非常丰富，许多修改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与群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序言，调整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三个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应地，奋斗目标也在原来“富强民主文明”基础上增加了“和谐美丽”。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群众的需求日益丰富多元，不仅对医疗、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有了“水涨船高”的要求，而且在充分认识到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危害后，对绿色发展的期待日益凸显。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将包含绿色发展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并在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职权第六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后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以促使政府进一步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好地推进“蓝天工程”等重大民心工程，无不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有利于从制度上护航高质量发展，让群众更好地享受到高品质生活。

　　宪法修正案备受瞩目的一大焦点是确立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修正案中确定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工作机构的性质和监督执法机关的职能定位，并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监察委员会”作为第七节，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这也是宪法修正案充分吸纳民情民意，顺应民心期盼的重要篇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监察体制入宪以及监察法的出台，将促进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遏制官员违法行为及种种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换来群众满意度和党委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又如，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增加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对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制度，表面上看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但其实质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通过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将“履行法定职责”“忠于人民”“接受人民监督”等宣誓词凝聚于庄严仪式中，可以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宪法宣誓的昭示功效，让广大民众接受宪法教育，培育民众尊重宪法的意识，营造宪法至上的社会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群众既是法治的受益者，也应该是法治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宪法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与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过各种法定渠道举报、投诉，切实承担起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责任。可以说，我们越是自觉践行法治，法治给我们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会越强。半月专题

3  多少好政策沦为画饼——“僵尸”政策现场调查

　　核心提示：近年来，国家层面已陆续出台多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的好政策，部分政策尽管已出台多年，却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明明是好政策，出台多年却未能落地执行，企业无法享受政策红利且投诉无门……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国家层面已陆续出台多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的好政策，部分政策尽管已出台多年，却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沦为“僵尸政策”。

　　政策出台15年没落地，现场问询遭“踢皮球”

　　重庆某大型商贸有限公司每年从欧洲国家进口服装、箱包等商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国际贸易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是通过第三方服务商实现货物交易，并给予第三方服务一定比例佣金。

　　近日，企业负责人无意中发现，早在200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规定，购货佣金不计入完税价格。

　　“多年来，我们的购货佣金一直是缴纳关税的，而根据此项政策，购货佣金应免交关税，如果落地执行，将大大减轻企业负担。”该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企业今年计划进口商品金额约1.7亿元，购货佣金高达3400万元，预计该部分将缴纳关税1122万元。

　　然而，由于对购货佣金无明确解释、无金额标准，货物报关单无填列栏目，对佣金的认定和管理无具体部门负责，此项政策至今未能落地执行。

　　半月谈记者近日跟随企业负责人到重庆江北机场海关咨询，工作人员先是明确表示，企业在海外购买货物时产生的中介费必须计入完税价格。企业负责人拿出相关法规和条例后，该工作人员又说，购货佣金是指代理商代其购买货物而产生的中介费，而公司相当于直接从代理商处购买货物，所产生的中介费不能认定为购货佣金。

　　当半月谈记者继续询问，是否有法律法规或实施细则对购货佣金的概念予以明确解释时，该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解释和标准，主要靠人工判断。”

　　不仅如此，“进口货物报关单”并未设置佣金的填列栏目，企业不知该如何填报。对此，该工作人员说：“报关单上一直都没有购货佣金这一栏，具体怎么填报我暂时也不清楚。”

　　此前，该企业负责人还电话咨询了深圳、西安等城市的海关，得到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认为佣金必须计入完税价格，有的表示要研究一下才能确定，有的甚至不知道购货佣金为何物。

　　为弄清购货佣金的具体解释和金额标准，企业负责人又到多个部门咨询。外汇管理部门表示，佣金的审核、审批及比例的确定，由银行自行把关核定；而银行方面回复，必须先经税务部门认定该部分费用是否应该征税，才能确定是否核定为佣金；税务部门则回复，进出口业务的佣金属于关税范畴，而关税不归税务部门管。

　　企业负责人被踢了一圈“皮球”后泄了气：“这明明是为企业减负的好政策，认定购货佣金至少要核查企业和代理商商务合同签订方式、付款方式、交货方式，现在却没有任何实施细则，全靠嘴巴说，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成摆设。”

　　四类“僵尸政策”让企业喊苦

　　实际上，无法落地的好政策并非个案，企业在经营中频频遭遇。

　　一是“空中楼阁”型。

　　此类政策犹如悬在天上的楼阁只可仰望。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财务总监举例说，多年前国家已出台政策，进一步放开驻外合资企业的融资渠道，这将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人民币资金池、外币资金池与企业税收等政策如何衔接至今没有实施细则，企业都怕踩了偷税漏税的雷而不敢“吃螃蟹”。

　　二是“画蛇添足”型。

　　此类政策因一些多余或不切实际的规定而难以施行。前几年，多部委联合出台政策，放开药品技术转让限制，旨在鼓励医药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但政策实施过程出了问题。

　　西部某市一家制药企业与沿海地区一家药企达成购买协议，要将16个药品批准文号转移到当地生产，价格谈好了，首付款也支付了，但该政策要求药品批准文号转让必须由转出地盖章。在办理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就是不愿放行：“来投资可以，把东西拿走不行。”

　　来回扯皮近一年，企业找到多位省级领导出面协调才勉强解决。企业负责人说：“本地有20多家制药企业与外地企业签了药品批文转让协议，除了我们，其他的转让计划都因对方政府不放行而失败。”

　　三是“相互打架”型。

　　此类政策因与其他政策矛盾而无法落实。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一家企业想在西部某省会城市办一家民营医院，合同也签了，地也看好了，到国土局办理土地使用证时却被告知，办医疗卫生用地需要先拿到医院的证照许可，到卫生厅又被告知：“要先有土地使用许可证，才能办理医院证照许可”，最终企业不得不放弃。

　　四是“嫌贫爱富”型。

　　此类政策的初衷是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却在实施过程中设置“高门槛”，让真正需要政策扶持的企业望而却步。

　　一家企业投资新项目时资金短缺，得知两家政策性银行设立了利息较低的专项建设基金，赶紧提交申报手续，获批3000万元后，银行提出必须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企业再用厂房进行反担保，资金还要以股权的方式进入等，企业无法满足条件，被迫放弃。

　　“我想不通的是，正因为抵押物不足，一些新兴产业项目才融资难，现在由中央贴息设立了政策性专项基金，为什么还要求用房产抵押？”该企业负责人说。“好政策无法落地执行，不如不出台”

　　“好政策无法落地执行，不如不出台”

　　“出台好政策却无法落地执行，还不如不出台。”多名企业负责人认为，“僵尸政策”让企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影响其投资信心。

　　一些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表示，“僵尸政策”不仅损害企业的利益，更打击了企业的信心和积极性，破坏营商环境。一项政策之所以被制定出来，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或者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如果成了“僵尸政策”，不但难以实现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破坏其权威或公信力，还可能使已经存在的问题严重化，甚至滋生出新的问题。

　　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建议，治理“僵尸政策”需要政策制定者在谋划政策之初，多些调查研究和论证，让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拿来就用且管用，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在政策的实施上，多些回头看，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对已成为“僵尸”的政策予以清理整顿，对因脱离实际而无法落地的政策予以废除，对缺少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的政策，通过制定实施细则、出台详细的解释和标准、明确牵头管理部门等方式推动其落地执行。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推进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还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倒逼责任部门严格履职，让好政策真正惠及企业，促进经济发展。

4  莫让“僵尸政策”消解改革红利

　　数天的“体验式”采访下来，半月谈记者很难忘记两个反差极大的表情：一个是企业家们发现国家出台的好政策，“久旱逢甘霖”般的欣喜；另一个是企业家们被多个部门“踢皮球”后发现，这些好政策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看得到却够不着，他们脸上写满了无奈和迷茫。

　　一位企业家悲愤地说：“我们前面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三重门’，头上顶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三座大山’。中央明明看到了企业的难题，但出台的好政策怎么就成了‘僵尸’？”

　　部分政策之所以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成为“僵尸政策”，一方面在于有些政策“先天不足”，比如政策在制定之初缺乏充分的调查论证，看起来很美好，却只能是嘴上说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另一方面，在于有些政策“后天失调”，缺少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加之相关部门执行不力、管理监督不到位，从而变成落而不实、虎头蛇尾的“僵尸政策”。

　　“僵尸政策”的背后是懒政、惰政。无论是政策制定未经深入调研，只靠“拍脑袋”，抑或是为应付中央精神而“为了制定政策而制定”，只管出台政策，不管追踪落实情况，以及部分政府、部门在落实中央政策时打折扣、搞变通，其根源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之风。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无底可及，无石可摸，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则海阔天空，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此时尤其需要警惕体制机制障碍消解改革红利。

　　“僵尸政策”的普遍存在令人警醒。企业界有个形象的比喻：“中央给了企业一瓶葡萄糖水，却在输送的过程中卡住了，企业看到了葡萄糖水，却没接收到养分。”

　　唤醒沉睡的“僵尸政策”，既是企业家的心声，也是将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这需要各级政府使出“洪荒之力”，梳理并找准各领域“僵尸政策”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予以治理。在制定政策时深入调研，急中央之所急，急企业之所急，在落实政策时狠抓执行、强问责，让每一项政策都能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半月调查

5  奢侈化、媚外化、景观化  是森林城市还是“绿色政绩”？

　　森林城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直接体现，目前正在各地蓬勃兴起。半月谈记者在多省采访发现，部分地区森林城市建设有所跑偏，存在奢侈化、媚外化和景观化等问题。

　　奢侈化：城里一平方  山上一亩林

　　“城市绿化的成本按平方米计算，山上造林的成本按亩计算。”这是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对当前森林城市建设奢侈化现象的一句形象概括。

　　不少基层林业和绿化工作者反映，园林部门在城市建设和管护小块绿地的资金，足够林业部门在山里新造大片树林。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在“大树进城”现象基本被遏制后，当前奢侈化倾向主要表现为高碳化、反复化和随意化。

　　高碳化是指排出的碳比吸收的碳还多。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庄晨辉介绍，一些城市在绿化过程中对自然地形进行大刀阔斧的挖、填、搬，还有一些城市在绿化时采用以灌木、草坪等地被植物为主的规整式配置，为达到预期景观效果，必须定期进行修剪。“很多道路隔离带，为保证景观效果，每平方米每年成本在800元以上，其中维护成本就占了70%。”湖南省益阳市林业局总工程师杨立华说，这些成本高昂的绿化，非但不能达到低碳、生态的效果，反而由于需要大量机械操作和人工管护，释放出更多的碳，与森林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

　　反复化是指种了砍、砍了种。一些城市热衷树种升级，甚至到了“升一次级，升掉一片林”的程度，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背道而驰。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省会城市了解到，该市的中心主干道在30年间，已经换了好几代行道树。“从1986年的悬铃木，到后来的大叶女贞，再到美国秋红枫，即使专家论证没通过也仍然要搞。”一位知情专家介绍，每次全城大升级，城区的树冠率都会骤降20%。

　　随意化则是长官喜好带来的。一些地方常常出现不重自然规律、只重领导意志的现象。中部某省林科院一位专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他参加的一次绿化项目评审会上，当事方竟然连树种名字都没搞清楚。“我们做过很多绿化项目的规划，但能完全付诸实施的少之又少，科学规划让位于领导意志，成了‘墙上挂挂’，最终种出来的树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造成极大浪费。”

　　媚外化：别人的都好  自家的都差

　　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尽量使用乡土树种和本地植物是业界公认的基本原则，但许多地方总觉得“别人的都好，自家的都差”，盲目引进不适合当地环境树种，从而产生南方热衷草原风光、中部热衷沿海风情、不同城市的市花市树雷同等现象。

　　首要表现就是“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沿海省份一位专家介绍，某市有一年因为刮台风，倒了60多万株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了大量诸如凤凰木、羊蹄甲等抗逆性差的外来树种。这些树种每棵价格在两三千元以上，由此造成巨大损失。

　　这位专家还说，该省不少地方曾一度刮起过“桂花潮”，不惜把各自城区的老行道树换成桂花树。“虽然桂花是十大传统名花，有自己独特的好处。但桂花树生长速度慢，生态效益弱，且价格不菲。”最后，因桂花树不适应当地环境，不得不又换回来。

　　第二个表现就是热衷跟风。“在长江以南，以香樟作为市树的城市有几十个。”原全国森林城市评审专家组成员、安徽农大教授吴泽明介绍，对很多城市来说，香樟、桂花、石楠等都是外来树种。因为存在种植时间差、过度跟风等原因，如今很多苗圃里这样的苗木已严重过剩。

　　媚外化还有一个表现是简单模仿对比，过分强调森林覆盖率。湖南益阳市委书记瞿海认为，现在生态、绿色、森林这些字眼很时髦，部分干部一味追求“绿色政绩”，贪大求全，不顾当地实际，将森林城市狭义理解为提高森林覆盖率，并以此为唯一标准，简单模仿对比，从而造成“绿色大跃进”。长沙市一位专家指出，像杭州、福州、长沙等城市，本身森林覆盖率就高，而另一些城市在先天条件和资源禀赋并不优越的前提下，也过分强调森林覆盖率，提出过高要求，增加了地方负担。

　　景观化：只管好看  不顾好用

　　森林城市的本质是通过营造城市森林，形成一个近自然系统，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来实现城市宜居，园林式的景观只是起辅助作用。但目前不少城市却本末倒置：重视外在景观打造，忽视生态系统建设。一些绿化项目“看上去很美”，但不仅无法让市民置身其中，也无法充分发挥生态效益。

　　部分绿化项目让群众没有绿色获得感。一些城市随处可见的平面绿化，毫无人在林中走的立体感可言。如中部某城市一条大道长10多公里，尽管两侧绿化带从起点延伸到终点，但几乎全部修建成高于路面的花台。走在这条气派的大道上，表面上看着绿化做得很好，但雨天不挡雨、晴天不遮阳，体验很不好。

　　还有一些城市，觉得之前保留下来的树不好看，就换成整齐划一的树种，甚至搞一街一树改造，不仅完全不顾市民多年对老树形成的感情和相处方式，也把良好的生态效益改走了。“一棵数十年的老树，生态效益要比同等树冠的小树高出200倍以上。在涵养水源、保护地下微生物等方面，老树也比小树强很多。”一位林业专家说。

　　城市与森林仍未完全形成和谐共生的整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但现实却仍然充满矛盾。”上述专家认为，部分城市在改善交通疏解拥堵的过程中，常常喜欢大肆砍树毁绿。一些沿海城市，原本能够防风固沙、又适合盐碱地的木麻黄树，因为影响景观，被大量砍伐，这都是十分错误的做法。

　　去年夏天，中部某市遭遇洪水围城，几个之前以湿地风光为卖点的楼盘进水严重，一些小区地下车库被全部淹没，地面积水深达一米以上。专家指出，目前城市湿地房地产开发非常火热，但很多楼盘没有留出足够的湖岸空间、建设密度太大。只注重了城市森林的休闲、美化功能，忽视了防浪护堤和水土保持功能，未能将城市里的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系统规划和管理，带来很大隐患。

基层治理现代化

6  国家发钱了、农民有福了……基层疲于应对政策谣言

　　内容提要：当前部分地方存在不少真假难辨的政策谣言，一些接收到谣言的农民因为没有享受“政策红利”而不满，甚至依据谣言“维权”，基层干部惊愕之余，疲于应对。同时，干群间的不信任，也随着谣言滋生而与日增长。

　　当前部分地方存在不少真假难辨的政策谣言，一些接收到谣言的农民因为没有享受“政策红利”而不满，甚至依据谣言“维权”，基层干部惊愕之余，疲于应对。同时，干群间的不信任，也随着谣言滋生而与日增长。

　　基层政策谣言花样迭出

　　“打开网帖一看，各种‘国家指令’和‘中央一号文件’，使我大为震惊。”苏北一位基层干部从县城调到乡镇工作以后，主动加了一些村组微信群，发现一些村民常在群里转发“国家政策”，并以此为根据询问政府补偿和作为是不是没到位。

　　仔细一看，此类冠以“国家政策”之名的文章是没有根据或出处的政策谣言。例如，一条“2018年底，农村必须完成修路工作，农民不花一分钱”的微信称：据国家最新下达的一项指令明确，在2018年底，所有农村修路必须完成。农村周围，村内凡是超过3米长的农村道路，必须做好硬化道路的工作。

　　此类政策谣言经常冠以“一号文件”等名目混淆视听，还配有权威媒体的消息来源和领导人照片。一篇“特大喜讯！中央一号文件已下发，2月20日正式实施，不知道的赶紧看！”的文章称：2018年起取消新农合医疗缴费；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增加至砖瓦房每平方米补偿2400元；房屋转让手续费取消、居民大病医保个人缴费取消等。

　　“别再被村长镇长骗啦！2015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土地赔偿政策最新版”网帖经久流传，在“征收耕地补偿标准”中提到，“旱田平均每亩补偿5.3万元，水田平均每亩补偿9万元，菜田平均每亩补偿15万元。”

　　看了这些真假难辨的“政策”，农民常常对基层干部不满，认为他们不按政策执行，甚至中饱私囊。一位基层国土部门负责人诉苦说，有的村民经过干部解释不再要求，有的则执着于这些谣言所描述的赔偿金额，基层政府机关只能从省级部门开证明，证实上述“一号文件”是谣言。

　　半月谈记者发现，这些政策谣言不仅在论坛、微信自媒体上流传，一些门户网站也公然转载，有的还有不少跟帖评论。部分谣言还被配以视频，或改编成顺口溜，很有煽动性。

　　基层政策谣言为何“生生不息”

　　政策谣言之所以生生不息，既与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互不信任有关，也与这类政策谣言往往真假难辨有关。

　　某乡镇党委书记说，现在一些地区的基层干部明哲保身，刻意与群众保持距离。“以前可以到群众家里正常吃喝、拉拉家常，现在都不敢接群众发的一根香烟，生怕被人家拍照传到网上，说你去群众家搜刮东西。”这名基层干部说。

　　不少基层纪检干部也向半月谈记者吐槽，由于接到群众举报，纪检部门必须下去核查，但其中不少是个别村民毫无根据对村干部的怀疑，或是因为个人不合理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心存不满，这不仅浪费了基层纪检部门精力，也加深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隔阂。

　　在农民负担不断减轻、惠农支农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有些谣言真假难辨。在一些谣言网帖下方，就有网民留言称，这一政策对农民来说可谓是振奋人心，解决了困扰农民多年的难题。还有网民跟帖抱怨家乡基层干部不作为和涉嫌贪污腐败。

　　针对基层政策谣言不断翻新这一动向，不少律师分析认为：一些农民在利益受侵害时，出于实际需求和现实利益需要，病急乱投医，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最终选择性相信个别臆造的谣言。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虽很多政策谣言在流传之初就被辟谣、证伪，然而并未就此偃旗息鼓。当相关信息再现时，就很可能唤起网民对原有谣言的记忆，从而再度流传基层。很多谣言被网民不断“提炼加工”，比如“中央一号文件”就出现了系列化趋势。

　　贴近群众，加强管理，粉碎政策谣言

　　如何防止政策谣言满天飞？不少基层干部建议，从根本上杜绝谣言对干群关系的损害，消弭干群间的不信任，关键还在于贴近群众。村干部平日里不主动多接触群众，宣传解释国家政策，干群关系会变得隔膜生疏，基层群众往往容易被这类谣言所击中。

　　基层干部还呼吁，网络或社交媒体平台应尽到法律义务，过滤屏蔽此类政策谣言。政策谣言往往借助网络和微信微博等平台生发、扩散，自媒体平台是其产生的第一道关口，应对政策谣言加以甄别、审核、剔除。

　　在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方面，我国的相关立法工作可以说已经是日臻完备，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要让法律真正长出“牙齿”。如在打击网络谣言上，除追究始作俑者责任，还需要明确发布平台责任，完善惩戒机制。

7  儿女不孝致贫，扶贫干部兜底？

　　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之责。然而，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一些农村地区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有上升趋势：有的村民将赡养义务直接“甩锅”给政府；有的非贫困户将老人作为争夺贫困“帽子”的“筹码”，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如何对待这些老人，帮还是不帮，正在成为基层扶贫干部面临的棘手难题。

　　扔掉母亲还振振有词

　　在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地一扶贫干部在挂帮村了解到，村里有一位非建档立卡的老人，依然住在危房中，便前往查看。

　　“老人住着满是裂痕的土坯房，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裳，脸上手上都脏兮兮的，她怎么不是贫困户？”扶贫干部问。村干部满脸委屈地解释：“他儿子在省城的一所高校工作，拿着财政工资。”

　　为了求证，该帮扶干部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真是太让人气愤了！”当这名干部问老人的儿子为什么不好好对待自己母亲时，老人的儿子却说：“农村人衣服穿那么好干什么，住着危房，你们政府难道不应该想办法解决吗？”弄得在场干部一脸尴尬。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更多的情况是，有贫困老人已经建档立卡，但是子女去了外地务工，多年未回家，也未曾给家里寄钱，不履行赡养义务，导致老人生活困难、脱贫难度大。

　　更令人惊诧的是，在扶贫政策利好情况下，有个别村民通过分户等方式，让老人变为虚假贫困户。部分群众甚至用衰老的父母作为争取贫困户“帽子”的筹码，大打悲情牌，争戴贫困帽。

　　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一群众为了让自己当上贫困户，竟然把年近90岁的母亲拉到村委会办公楼就走了。村干部说，按国家政策，虽然该群众家庭条件不好，但达不到建档立卡标准，村里为解决其困难，其母亲已被列入“五保户”，每月均能领取补贴，村里也曾多次向其耐心解释，但他始终不接受。

　　帮不帮、扶不扶？

　　云南省寻甸县柯渡镇党委书记沐金贵说，每次见到帮扶贫困户生活、精神面貌发生改变，见到他主动打招呼，让他去家里喝口水，都会很感动。但少部分群众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被多次劝导要赡养老人，仍没多少改变。

　　在一些农村，有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在一起，户口也未分离，但是子女就是不赡养老人，导致老人生活困难，甚至对簿公堂。一些年纪大的群众，想着自己年老力衰，已经不能给家里作贡献，跟着子女反倒会给他们添麻烦。为此，他们选择独自居住，在住房、饮水安全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问题。这些都使得当地扶贫干部处于两难境地：帮扶，不符合政策；不扶，则可能影响脱贫验收工作。

　　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深入，五级书记抓扶贫，干部结对帮扶贫困对象已经普遍推行。但有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群众直接对他们说，“你们不来帮忙，不解决贫困，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贵州省兴仁县城南街道鹧鸪园村党支部书记余必丽等基层干部说，部分农村子女对父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对老人不管不顾，对此，他们既感到心寒，又感到心累，有些无能为力。

　　赡养问题不应成为扶贫问题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妥善解决农村赡养问题不仅关乎伦理道德，更事关脱贫攻坚、共建小康社会，而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仍须共同关注和努力。

　　事实上，乡风民俗、村规民约对村民赡养老人有着重要作用，其约束力不仅是规则约束，更是道义约束。基层干部建议，村(居)民委员会可将赡养孝敬老人作为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增强村集体对落实赡养人责任的约束力。

　　“赡养老人是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要求。”贵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宁立标表示，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都包含了大量关于赡养义务的规定。对不赡养老人的现象不仅要进行道德谴责，还要用法律进行惩处。

　　此外，基层干部提出，需反思有关扶贫政策的漏洞和短板，通过更加精细化地开展各项服务，尤其是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扶贫对象更加精准，促进社会风气更加良善。

8  从小吃“西餐”，何来文化自信？童书市场“西化”之忧

　　美国的《贝贝熊》《大卫，不可以》、法国的《不一样的卡梅拉》、比利时的《玛蒂娜》、日本的《噼里啪啦系列》《窗边的小豆豆》……有娃的家庭，对这些书就算不能“如数家珍”，肯定也会“面熟”。

　　如今，童书早已成为图书零售市场中最大的细分市场，可面对看似繁荣的童书市场，很多家长却非常无奈：从低幼启蒙阶段开始，从绘本、桥梁书再到科普读物，“西餐”早已成为孩子们“餐桌上的主菜”。

　　“西餐”不是不好，但主要吃“西餐”，对中国孩子而言难免营养失衡。书本是文化的载体，当孩子们了解圣诞多过春节，喜欢面包超过饺子，热衷国外习俗胜过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洋童书”占据的何止半壁江山

　　“大卫，不可以！”葛雨对正踮脚站在椅子上的女儿说。话音刚落，4岁的女儿立马乖乖坐好。“以前再怎么跟她说哪些事情不能做都没有用，后来带着她看了《大卫，不可以》这套书，没想到效果格外好。”葛雨说，这套绘本从孩子的角度呈现故事，有很强的可读性，绝非强行说教的性格养成型图书。

　　一位家长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国内引进的国外绘本，大都画风精良、装帧精美、内容新颖，而且还能通过生活化的语言将为人处世的道理等包裹在小故事里，因此不但孩子爱看，大人也喜欢。“《玛蒂娜》是孩子从5岁看到现在的书，而《贝贝熊》里展现的家庭生活让她更有代入感。”

　　半月谈记者走访了江苏几家书店，发现“热门阅读排行榜”上的童书，不少都是“舶来品”。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的童书或少儿图书页面中，各年龄层的畅销榜上，目之所及几乎也很难找到本土原创童书。

　　家长吴君告诉半月谈记者，虽然国内外童书在真善美等价值观上差异不大，但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却不小。“万圣节扮鬼要糖果，圣诞节准备袜子等候圣诞老人的礼物，墨西哥人过年会敲碎‘皮纳塔’……”5岁的熙熙对西方节日如数家珍，但被问及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里要做些什么却并不清楚。

　　“国内的童书大多是说教式的，很难吸引小朋友去看。”娃爸权卫勤表示，希望能有贴切、真实、生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童书出现，引导孩子产生文化认同。

　　“我写的书，不给自己的孩子看”

　　开卷数据发布的2017全国图书零售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少儿图书占图书零售市场的码洋比重达24.6%，动销品种为25.93万种，参与少儿出版的出版社有556家。一路飘“红”的数据并不能掩盖儿童读物中原创不足、版本偏差，甚至内容“有毒”等令人焦虑的隐忧。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编审、儿童文学作家祁智表示，当前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学校、家庭，都非常重视阅读，但国内的儿童读物创作和出版却难以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有相当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成立了工作室进行童书的批量生产，一年产量高达一两百本，出现了很多概念化、同质化、贴标签式的作品。“有作家跟我说过，自己写出来的书不给自己的孩子看。”

　　一位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童书编辑告诉半月谈记者，国内童书在创作的出发点和创作的专业性上都有较大不足，无论是创作者、出版者乃至推广者，都把童书当成包治百病的功能性饮料，注重知识点的灌输，急于出名，急于爆款。

　　译林出版社编辑彭波介绍，除各家出版社的定位不同之外，更多引进国外儿童文学，也是因为其起步早、发展成熟，可以缩短周期、降低成本与风险。

　　“给孩子的记忆里留下一个中国”

　　“现在经常说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也看到关于二十四节气的绘本卖火了，关于唐诗宋词、音律启蒙的书卖火了，但孩子们真的喜欢吗？能持续火爆吗？”一位童书从业者不无忧虑地说，很多所谓爆款书和以前的同题材图文书并没有本质区别，制作也很粗糙，只是蹭上了传统文化的热点。

　　“我们明明可以更加深入地去筛选和传承，为什么总是聚焦于表面功夫呢？原创童书的困境，跟现在的影视行业差不多，流量成了陷阱。有钱有资源，但是这些钱和资源都涌向了流量。”该业内人士说。

　　提高质量要从源头上抓起，对这一点祁智深有感触。“作家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本着对孩子负责任的态度来写每一本书。”祁智说，希望能给孩子的记忆里留下一个中国。

　　同时，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还需好的出版社和出版人。新蕾出版社社长马梅说，出版过程中，智力的投入应被给予特别尊重，让出版人才有属于自己的获得感，才能依靠他们去自觉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和环境。

教育

9  边疆大学，如何练就“单项冠军”

　　在2017年底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中，云南大学的表现颇为抢眼：民族学以A+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一，生态学等学科也进入全国前十名。

　　“不求全能冠军，但争取多拿几个单项冠军。”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云南大学近年迈上高质量、有内涵的特色发展之路，2017年跻身全国首批42所“双一流”高校建设行列。云大的“单项冠军”是怎么练就的？

　　“有所不为，有所作为”

　　云南大学始建于1922年，是我国西南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大学曾辉煌一时，被誉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5所大学之一。

　　然而，云大的校史并非都是高歌猛进的篇章。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让学校“元气大伤”，失去一批骨干专业；改革开放后大学重组潮起之时，云大又接连丧失做大做强优势专业的机遇；随着云大由全国重点大学调整为省属重点大学，人才与经费两方面“造血”能力都大受影响，生源质量也有所下降。

　　直面现实，如何实现跨越发展？云南大学提出了自己“有所不为，有所作为”的路线图：立足边疆民族实际，融入国家重点战略，抓住三个“紧紧围绕”谋划发展新局面：一是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即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提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三大定位；二是紧紧围绕云南的资源优势，主要是紧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独特自然资源赋予的民族、文化、生物多样性优势；三是紧紧围绕云南大学长期以来在人才、学术、学科基础等方面沉淀而成的优势领域。

　　“攥紧拳头，聚合资源”

　　在德国深造多年，又获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刘煜的选择很多。但这位80后年轻人义无反顾选择来到了云南大学。“我看中的是云南大学在古生物研究方面的实力和氛围！”刘煜说。

　　果然，刘煜在云南大学云南古生物研究重点实验室“如鱼得水”，硕果累累。在全国高校同类研究机构排名中，云大的这个实验室稳居全国前十位。2016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评选中，云南大学有2项入选，是除中国科学院外入选成果数最多的机构，其中一项就是刘煜领衔团队的成果。

　　万里归来报效的刘煜，见证了云南大学优势特色学科与研究人才队伍良性互动的不断深化。云大布局优势特色学科，就是要“攥紧拳头，聚合资源”，大胆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迅速转化为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目前，民族学等五大优势特色学科已成为云大闻名遐迩的“王牌”。

　　据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介绍，云大的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是三个发展的“合奏”：一流发展，瞄准国内外同类学科一流水平，以学科带头人负责制度谋求引领发展；内涵发展，以产出重大科研成果为目标建设人才队伍，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大规模选送本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进修；协同发展，与区域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南亚东南亚高校加强交流合作，联合开展区域内重大科学问题协同攻关、协同培养创新人才。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刚刚过去的2016年、2017年，云南大学已引进了包括院士、长江学者在内的20多名高层次人才，引得媒体瞩目，“没想到这所西部高校不声不响延揽了这么多牛人”。

　　形成体系，服务社会

　　2017年，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云南将逐步在独龙、德昂、基诺等11个人口较少民族和“直过民族”聚居区实行14年义务教育。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一政策得以出台，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李志农教授的咨询报告起到了关键作用。

　　创新未敢忘忧国。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服务中求发展，在服务中求贡献，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始终是云南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着眼点。在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中，“社会服务”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围绕“一带一路”战略，云南大学构建了国内最为完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中缅油气管道与中国能源安全”等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思想库。

　　“把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及时以咨询报告的形式报送党委政府，满足国家和地方重点战略的需要，这是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另一种成果。”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党委书记赵春盛说，学科建设形成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促进相关领域实践创新的“软实力”。

时政

10  以政德为要 做“五线”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这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政德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上接天线、下接地线、不碰红线、敢冲火线、守住底线的新时代“五线”干部。

　　上接天线，就是要“明大德”，坚定政治立场。要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补足精神之钙，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今年全国两会精神，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下接地线，就是要“交朋友”，做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娘家人。要坚持群众关心要办的事就是天大地大的事，对群众的难事急事想方设法快办、速办、加急办，从细微之处温暖民心，务实之中赢得民心。要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多倾听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敢说实话、敢讲真话、敢拒假话。

　　不碰红线，就是要“守公德”，始终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党章尊严。要始终在宪法法律法规框架下行使自己的权力，遇事想法、办事依法、管事用法，用法律法规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严格按照党规党纪要求，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树立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敢冲火线，就是要“敢担当”，遇事冲一线、轻伤不下火线，以人民利益为生命线。要遇事不推诿、不怕事，遇事就解事。敢于同歪风邪气、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制止不文明不礼貌行为，发出好声音、传递正能量、传播新风尚。

　　守住底线，就是要“严私德”，在诱惑面前坚定立场。要管好自己的头，将所有心思放在干事创业上，放在群众的冷暖安危上，放在家庭的和谐温馨上。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乱吃，不该喝的不要乱喝，不该说的不要乱说。要管好自已的手，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摸的坚决不摸，不该碰的坚决不碰。要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千万不能在灯红酒绿的享受中迷失自己。

财经

11  以民族品牌，强中国企业

　　品牌不仅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在最近于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上，不少中国企业展示了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品牌建设的新形象。

　　创新智造频现，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作为中国基建主力军，中国中铁在品博会上展示了自己强大的施工能力，并重点推出了自主研制的各种装备重器。比如，拥有国内最大直径的“彩云号”硬岩掘进机，已成功应用于亚洲第一铁路长隧——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项目，填补了国内9米以上大直径硬岩掘进机的空白。

　　中建集团展出的超高层建筑智能化顶升平台，俗称“空中造楼机”。据中建集团企业文化部品牌文化处处长吴扬介绍，该技术为中建集团全球首创，让千米高空作业如履平地，目前已经进化到了第四代。

　　5月16日，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发起成立的精准位置服务公司千寻位置在上海发布了“天音计划”，作为一项全球统一的“星地一体”高精度时空服务，这意味着在全球卫星导航领域打造了一款“中国方案”。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表示，千寻位置因北斗系统而孕育，因北斗地基增强系统而出生，“天音计划”将助力中国北斗事业蓬勃发展。

　　“隐形冠军”步入快车道，自主品牌潜力无穷

　　除了如雷贯耳的国之重器、消费者所熟知的世界大牌，还有一类企业不容小觑。它们因专注于某一领域且不断创新，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军者，也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陆晓春说，上海有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企业，且不少在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上海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到2020年上海要形成200家位列国内外细分市场前三名的“隐形冠军”。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贝儿表示，虽然跟老牌的工业“大象”比，公司起步晚了几十年，但是得益于科技日新月异，有机会用新技术追赶。

　　不仅是上海，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聚焦或培育“隐形冠军”。比如来自合肥的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于鞋子、文具、汽车内饰等，畅销全国各地并直接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深圳的大族激光，是亚洲最大、世界排名前三的工业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从产品到品牌，更好地惠及全球消费者

　　在吃穿住行各个领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品牌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制造以前更多的是替代性产品，现在则不断涌现优质产品。”5月9日，在“营造良好舆论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入选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格力电器市场部部长陈自立说，格力电器近期推出4项国际领先的技术，其中光伏空调和超低温制暖空调，在国际上独树一帜。

　　作为品牌博览会唯一一家媒体参展单位，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为我国优秀民族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提供了载体和渠道，有力助推了民族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其在此次博览会前夕发布的《中国民族品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7）》也引发广泛关注。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说：“苏宁集团创立近30年来，始终坚持一个定位——‘品牌是企业最大的政治’。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新的台阶，下一步苏宁将走‘技术+艺术’的道路，用匠心铸造品质，用IP打造品牌。”

12  为脱贫买份“保险”

　　来到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良枧村产业扶贫基地，犹如来到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基地内，近百个标准化产业大棚林立，棚内葡萄、火龙果等长势喜人，棚外大片的井冈蜜柚正吐着新枝。

　　“我们不仅投钱建了这个基地，还给里面的葡萄、井冈蜜柚等上了‘保险’，村里55户贫困户都是股东，每年都能获取分红。”站在基地边，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派到良枧村担任第一书记的罗帅民自豪地说。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在10多年定点扶贫中，中国人保除给钱给人外，还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在贫困地区探索保险扶贫的新路子，在破解因灾、因病、因学等致贫返贫难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产业扶贫吃上“定心丸”

　　产业扶贫是贫困群众脱贫的根本途径，但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普遍怕有风险。保险机制的引入，正好打消了贫困群众的这一顾虑。

　　从中国人保到吉安县挂职的副县长何亮说，为降低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风险，中国人保发挥自身优势，推出了井冈蜜柚、大棚果蔬、葡萄、肉鸡、能繁母猪、肉猪等险种，给贫困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吉安县横江镇公塘村村支书肖光明说，为了带领贫困群众脱贫，村里专门成立了合作社，种了近80亩葡萄，这些葡萄都上了保险，如果遭灾，一亩最高能赔3000元，基本可以保证贫困群众“稳赚不赔”。

　　在江西省乐安县，中国人保也围绕当地扶贫主导产业推出了水稻、林木、烟叶、桑蚕养殖等险种，为当地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提供了有力保障，提高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目前，我们的产业保险主要还是保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开发农产品价格保险，从保自然风险扩展到保市场风险!”何亮说。

　　因病致贫得到缓解

　　两年前，吉安县永和镇超果村贫困户肖美兰因患白血病住院治疗，共花费43万多元。除新农合、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外，她还通过大病医疗附加保险报销了13.2万元，自己承担部分仅2.4万元。

　　“真是要感谢这么好的政策!否则，那么多医药费，我们一个贫困家庭哪能承担得起!”肖美兰诚恳地说。

　　在吉安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致贫贫困户占一半左右。为此，当地在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之外，又按每人100元的标准，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商业医疗补充保险。贫困群众患病住院费用自付比例将降至10%以下。

　　吉安县委常委颜卓洲介绍，2017年，当地贫困患者住院74439人中，个人医疗费用最高的患者总医疗费用18万余元，自付金额为8000元左右，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医药费用补偿比例高达92.7%，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

　　不仅提高了报销比例，中国人保还和地方政府一起，对贫困群众住院报销的流程进行优化再造，首创了“一站式结算”模式，让贫困户在一个窗口可以办完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手续。

　　据了解，过去贫困群众看病虽有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四道保障线，但报销也得在多个经办部门间来回奔跑，耗时耗力。如今，通过“一站式结算”，不仅让群众少跑了路，而且大大提高了报销效率。

　　返贫风险，保险分担

　　随着2020年时间节点的日益临近，各地陆续脱贫，但群众脱贫之后如何防止再返贫，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16年，中国人保和江西乐安县一起推出返贫责任险，由县财政按16元/人标准，每年出资47.6万元为全县9761户29745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购买了3年期的返贫责任险。

　　人保乐安支公司负责人介绍，在保险期内，扶贫对象脱贫后由于疾病、子女就学、突发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返贫，被保险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需要给予救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最高赔付每人每年可达2万元。

　　乐安县增田镇瑶前村王元村小组贫困户邹国飞家里有4口人，夫妻二人都患有重病，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家庭经济贫困。在政府帮扶下，邹国飞夫妻俩在县城做环卫工有了稳定收入，成功脱贫。

　　但两个孩子今后读书的费用，让他对未来的生活仍有些担忧。“现在有了返贫责任保险，我们算是放了心。”邹国飞说。乐安县扶贫和移民局负责人曾晓平也说，保险解决了脱贫群众返贫的后顾之忧。

　　“保险和扶贫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脱贫攻坚中，保险大有可为!”人保江西省分公司负责人说，在未来的脱贫攻坚中，他们将继续创新保险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打好、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民生

13  贫困户必须挂牌“示众”？

　　在西部山区的一个贫困村，贫困户男主人向驻村第一书记承诺一定“不等、不靠、不要”，争取早日脱贫，但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先把门口的贫困户牌牌扔了”。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为突出对脱贫工作的重视，更好地落实对贫困户的帮扶责任，大部分地区在贫困户家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上了“扶贫公示牌”“脱贫帮扶信息公示”等牌子，详细标明了贫困户姓名、致贫原因、收入水平、帮扶责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一些地区的脱贫工作总结中将这种信息公开方式作为工作经验，称印制公示牌并悬挂在每户贫困户门前，方便了贫困户与结对帮扶党员干部的精准联系，进一步夯实了扶贫责任，加快了扶贫工作进度。

　　然而，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顾及贫困户承受的精神压力。不少贫困户反映，公示信息、在家门口“挂个穷牌”是将自家的“家丑”公开“示众”，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让不少贫困户在亲戚前面抬不起头，在村民面前“矮人一截”，也容易挫伤他们脱贫致富的斗志和信心。

　　政府帮助贫困户脱贫不能因为给予了特殊的支持和帮助，就无视贫困群众的隐私。群众的个人信息、家庭情况本就属于个人隐私信息，不宜完全公开，而“贫困”也是一种需要保护的“隐私”。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脱贫项目、脱贫资金必须用到刀刃上，把接受帮扶的贫困户信息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可以体现脱贫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确保“脱真贫”。但透明公开也得拿捏好尺度，采用合适的方式，在接受社会监督和保护当事人隐私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

　　事实上，目前帮扶干部和第一书记都已经建立了走访、驻村考核指标体系，贫困户的信息在扶贫手册、收入明细表里都有详细记录，贫困户也都有扶贫干部的联系方式等资料，这些信息完全没有必要公开“挂牌展示”。

　　当下，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决战阶段，贫困户心理、精神层面的障碍愈发凸显。他们需要有人带领创业致富，也需要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对扶贫干部来说，工作不仅需要做实、做细，还需要做“暖”，这样才能与贫困群众携起手来同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