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9期精选文章汇总

半月评论

1  全面深化改革，人人都是参与者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将目光回溯到1978年，在经历10年“文革”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亿万人民的殷殷期待中，这一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征程。40年来，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风云变幻，党带领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目标始终清晰明确，信心和步伐始终坚定有力，从来不曾有过动摇。

　　积40年不断深化改革之功业，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领跑世界的经济奇迹。4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功实践证明，党带领人民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子是完全正确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40年来，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人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真正英雄，是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

　　亿万人民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40年前，在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手印，自愿实行包产到户。这一石破天惊的改革举措，激发了农民积极性，让农民填饱了肚子，由此拉开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序幕。来自“草根”的改革智慧，就如同那尽管微弱但却意味着光明的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长期被禁锢的农村大地。

　　推进改革离不开人民的理解支持。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权责利的重新调整和划分，有的改革甚至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阵痛。上世纪90年代，国企大规模改制重组，大量工人失去“铁饭碗”，下岗重新择业，少数工人甚至还一度陷入生活困顿。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改革中，大量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作出了利益牺牲，承受了生活煎熬。没有他们支持，就没有后来国企的“浴火重生”。

　　“民意推动”与“顶层呼应”的改革路径已经基本成型。在互联网时代，围观就是参与，关注就是力量，人民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更加便捷地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孙志刚事件”推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呼格吉勒图案”推动司法体系更加重视个案正义……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例，无一不体现了“民意推动”与“顶层呼应”在推动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人民既是改革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40年来，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改革举措落地实施。这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更多福祉，也显著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确立，但部分领域和环节推进改革的矛盾和阻力依然比较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还有较大的差距。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总结经验，我们须牢记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挥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回应民意诉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国各级各地共同参与。今天仍然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各级各地共同参与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征程中。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动起广大群众积极性，让人人成为实干家、奋斗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要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鼓掌，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避免“上头热”“下面冷”。要坚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背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找准深化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奋斗，共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共同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半月话题

2  数字中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4月24日在福建福州开幕，一批成果和政策的发布，“数”说着中国已取得的数字化、信息化成就，并指出未来发展的蓝图规划。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

　　“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年8月，美国社交媒体网红左右(Zach lreland)在国外视频网站发布了一条在北京逛“盒马鲜生”的视频，在海外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视频中，左右惊讶地发现可以通过手机下单并支付，店内海鲜现场烹制，价格还很便宜。不仅如此，左右尝试购买的商品，在3公里范围内，半小时就送货上门了。

　　对此，国外媒体评论，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直在追赶海外的现代商业模式，而今天，多家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输出“新零售模式”。

　　除了“新零售”带来的新消费方式，共享单车的海外布局也逐渐改变国内国外的出行方式。

　　数字化全方位提速治理，服务民生

　　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展区内，一对大学生情侣在人脸识别轨迹记录机前驻足讨论。

　　基于腾讯优图实验室的人脸识别技术，QQ全城助力上线了“人脸寻亲”功能，通过与“宝贝回家”计划和地方民政局合作，上传儿童被拐照片即可进行检索比对，即时呈现比对结果，帮助他们找到亲人。甚至，以腾讯优图实验室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为基础，只需要上传走失人口的照片，便可匹配到走失人口成年后的照片。

　　“过去我们要监控各地危险品的储存、运输情况，必须依靠人盯人的‘人海战术’，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难免出现纰漏。”福建省公安厅相关工作人员在数字峰会现场向参观者介绍“危险物品一体化安全监管信息平台”时表示，现在利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手段，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全省各地的危险品实时状态。

　　农村网上支付发展迅猛，生产信息化逐渐落地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发布的《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前景及政策导向》显示，到2017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网民线下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已提升至47.1%。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介绍，线上农业正在逐步成型，信息化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为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提供了新途径。

　　目前，我国已建成运营“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有持续运营能力”的“六有”益农信息社超过16.9万个，累计培训村级信息员53.6万人次，开展便民服务2.33亿人次，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167亿元。

　　数字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农村地区改变了长期以来“种什么卖什么、种多少卖多少”的被动局面，推动农业走上“需要什么种什么，需要多少种多少”的市场化道路。半月专题

3  地广楼高人多，新旧风险交织：城市应急管理难题待解

　　编者按：我国是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发生频率高。有关数据表明，近三百年来全球死伤10万人以上灾难一共发生了50起，其中有26起发生在中国。

　　当代社会发展有新的特点和规律，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但一些人的心理比较脆弱；财富更加集中，但人口密度也更大。一旦发生事故，各种损失将加大，风险的耦合程度更强。为了适应这样的特点和规律，需要有更为科学、更为现代、更为精细的应急处置手段和方式。

　　暴雨、地震、火灾、交通事故、工程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当前，中国城镇化率接近60%，城市地广了、楼高了、人多了，各种公共安全风险也在集聚。一场大雨可能瘫痪一座城，一架无人机可能干扰数十航班，各种新旧风险交织在一起，给城市应急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城市扩张上天入地，安全“触发点”密布

　　近年来，各地高层、超高层建筑涌现，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2017年岁末的一天凌晨，北方某城市一栋高层建筑38层发生火灾，共造成10人死亡。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杨瑛认为，高层建筑一般位于拥挤的城市中心，把所有东西“挤在一起”，存在消防安全等一系列安全隐患。

　　早在2012年，深圳就以城市为整体对象开展了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共识别出公共安全风险源138项。其中，高层建筑火灾被列为“极高等级风险”。

　　深圳市应急办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深圳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有数千座，几乎已是随处可见。而消防车的救灾能力大多不到100米，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外部救援难度不小。

　　同时，在一些高楼密集的地区，停车占用消防通道等行为也为及时有效的救援造成障碍。一些高层发生火灾只能主要依靠建筑的自动喷淋系统和避难层“自救”。

　　向天空发展的同时，很多城市地铁建设热潮不减。

　　暨南大学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由于地铁存在空间有限、客流量大、人员密集等特点，城市地铁的快速发展蕴含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湖南城市学院教授汤放华认为，上下班高峰期、重大活动期间，人流、车流瞬间聚集，如果城市交通、场地等设施的容纳能力、承受能力、疏散能力不足，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一场雨瘫痪一座城，应急“薄弱点”突出

　　人们常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一场暴雨，或者一次大雪、台风，都能成为城市应急能力的“试金石”。

　　“城里看海”这类情况反映出很多城市在交通、地下管网、电力、通信等“生命线工程”上的综合防范能力薄弱，应急物资储备不足，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巨灾风险。

　　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硬能力”不足，应急管理还存在“软能力”短板。有报告指出，基层应急部门在风险识别、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等方面存在不足，容易导致“小事变大”。

　　“软能力”短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在谣言和真相的赛跑中，一些基层政府的舆情分析和引导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应急管理要打破“信息孤岛”，才能应对城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应急指挥而言，需要掌握人口分布、地下管网、运营商、地理信息等数据，但现在这些数据分散于多个单位，有的还是涉密数据，整合起来很难。如果这些数据不能打通，想要依靠大数据分析来提升应急管理水平，就无从谈起。

　　无人机无人驾驶来了，新“风险点”陡增

　　据了解，目前国内城市中的北京、上海已经发放了自动驾驶路测牌照，无人驾驶汽车可在指定的开放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让城市管理面临新挑战。

　　”汤放华认为，传统道路、交通规则、交通管理系统和无人驾驶不相适应，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理不清”，应急管理无章可循，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如果说无人驾驶汽车商业化还是将来时，那么无人机、共享单车等新事物在给城市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已经暴露出实实在在的风险点。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无人机干扰航空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2017年以来，多地都发生了无人机闯入机场净空保护区的事件。有人用无人机在数百米高空近距离拍下了民航客机降落的画面，并制作成视频在网络上进行炫耀。这些行为对民航飞行安全造成威胁，导致数十个航班出现不同程度延误。

　　专家表示，无人机对航空安全的威胁，是近年来城市应急管理面临的新考验之一。目前，大疆无人机已经在系统里内置了机场禁飞区。当用户身处禁飞区范围内，无人机将无法起飞。但是，还有多家无人机的产品尚未实现这一功能。

　　此外，共享单车在“野蛮生长”中也受到不少诟病。不久前，成都市城管委对中心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考核情况通报称， 各运营企业对长期存在的单车堆积停放问题没有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无法及时清运单车，导致热点地区单车“潮汐式”拥堵时间延长，更有共享单车堵塞消防通道的情况发生。

　　专家指出，在现代城市的应急管理中，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治理困境更加显著，工业生产、日常生活中突发性的社会风险，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

　　应对新形势，新技术为应急“关键点”赋能

　　面对点多、面广、新旧交织的风险，城市应急管理亟须适应新形势。

　　风险评估是应急管理的源头，应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式、“差不多主义”的评估方式。

　　在这方面，深圳市将风险划定为200多个细类，降低风险评估的主观成分，自然灾害类所有评估手段均通过专业软件平台完成；应急能力评估借助安全管理模型建立了通用指标体系，包含20个一级指标、67个二级指标、176个能力要素考核点。

　　专家认为，通过科学评估，有助于及时发现和治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响应机制等方面的风险点。

　　专家建议，加快推进建立城市应急救援信息共享机制，健全多部门协同预警发布和响应处置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城市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水平。

　　同时，完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实现政府预案与部门预案、企业预案、社区预案有效衔接，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强化应急状态下交通管制、警戒、疏散等防范措施。健全应急物资储备调用机制。

　　针对高层火灾问题，专家建议开发适用高层建筑等条件下的应急救援装备设施，加强安全使用培训。强化有限空间作业和现场应急处置技能。

半月调查

4  财产给儿女，老人交政府：争当贫困户，竞现分户潮

　　老人和子女分别设立户口并分开居住，这本是一个家庭根据生活需要做出的正常选择。但在一些农村，这一行为却被异化为让老人收入降低，从而成为贫困户的手段。“财产给儿女、债务归父母、老人交政府”的奇葩现象在一些地方并不鲜见。

　　1  精准识别后，一个乡增加上千户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一段时期的户数是相对稳定的，不会突然减少或增加。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户数最近两年增加明显。在东北某乡，贫困户精准识别前户数只有约5500户，2017年当地完成精准识别之后，户数增加上千户。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为了享受贫困户待遇，一些非贫困家庭想出父母和子女分户的招数。分户后，子女大都身体状况好，有劳动能力，而缺少收入来源的老人符合贫困户条件，需要享受政策照顾。这种分户现象或是老人主动分户成为贫困户，或是子女恶意分户，把家庭负担甩给政府，正成为地方推进精准扶贫的痛点。

　　值得注意的是，为争贫困户资格而分户的做法，因其“管用”，正引发一些地方非贫困户的跟风效仿。

　　某高校教授杜林（化名）2016年开始参与东北一些贫困村的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在评估过程中，他跟不少县乡村干部交流发现，为了争戴贫困户“帽子”而分户的情况不少。“老张家和咱们家条件差不多，人家分户成为贫困户了，咱们为啥不分啊。”一名非贫困户采访中对半月谈记者坦言。

　　争当贫困户，引发分户潮。北方某省在总结2017年贫困识别不精准的问题时明确指出，“老人贫困户分户现象突出”。去年6月，审计署发布了158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指出了“精准识别等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等主要问题。这中间就包括“个别村干部在建档立卡中优亲厚友，通过分户拆户等方式将不符合条件的亲属纳入建档立卡对象，以此享受帮扶政策”。

　　识别不精准，精准扶贫也不会精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在精准识别中出现的分户乱象，用歪了国家扶贫资金和政策，“好钢没用在刃上”，让精准扶贫打了折扣。

　　2  政策上没有明确，顶多算钻“道德空子”

　　本来父母、子女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为了占政策便宜，导致分户争贫现象。

　　“扶贫政策一来，危房改造给钱。原来新农合报销比例低，现在很多贫困县给贫困户提高报销比例，有的先诊疗后付费。个别地方贫困户孩子上大学，地方政府还给奖励。”杜林说，“这些都刺激了非贫困户，所以他们开始分户争当贫困户。”

　　一位驻村扶贫干部讲述了一个分户老人的故事。这个老人一共有7个子女赡养他，仍要成为贫困户。这位老人觉得，虽然自己子女多，但他们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儿子要照顾岳父岳母，女儿有公公婆婆要赡养。孙子辈多在上学，也需要钱。把户分开，享受扶贫待遇，能给子女减轻点负担。

　　为争当贫困户而出现的分户潮是值得深思的。半月谈记者发现，目前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准，已综合考虑了吃、穿、医疗、教育、住房等多方面因素，但由于是以户籍为参考单位，以家庭常住人口来测算其收入是否符合贫困标准，这就为分户争贫留出了口子。

　　也有一些扶贫工作队反映，当地老人和子女分户居住本来也不少，很难界定是为了争贫困户资格而分户，还是正常的分户。而且分户后，有的子女并不是真正不管父母，可能该给父母的都给，只是想占扶贫政策的便宜。

　　“就是知道为了争贫困户资格而分户，人家也符合政策啊。”一位基层扶贫办主任认为，目前从政策上找不到限制条款。如果说有问题，也是钻“道德空子”。

　　3  补齐贫困户识别短板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应借鉴一些低保识别经验，完善精准扶贫识别标准。比如，将子女的赡养因素加入进来进行精准识别。同时，加强赡养法律相关规定的监督和执行，保证子女对老人赡养到位。

　　一些基层扶贫干部建议，发挥村民评议和监督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在精准识别过程中的参与性。是否因为争当贫困户而分户，周围群众最了解，在评定贫困户时，用事实说话，让这些非贫困户不好意思分户争贫。

　　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也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积极开展群众的思想工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努力达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目标。

基层治理现代化

5  打通“平安千岛湖”最后一公里：浙江淳安网格调解全覆盖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

　　浙江省淳安县围绕“平安千岛湖”，建起一支高效率的网格员、调解员队伍，依靠这些“千里眼”“顺风耳”，第一时间搜集诉求、第一时间就地解决群众难题，充实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力量，实现了基层治理精细化，社会服务更到位。

　　“全科网格”：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占美秀是淳安县临岐镇临岐村的一名网格长，她用手机记录着每一天的工作内容。去年以来，她用“平安通”上传了近200张照片。

　　“我们这个村子800多户，将近3000人，每天我和同事们都要在村里转一圈，看看各家各户有没有纠纷，去建新房的那几户看看有没有违建，还要看看村里的环境保持得怎么样，有新情况我就拍下照片上报处理。”正说着，占美秀碰上了几名村民，村民们告诉她，村口河道边上出现了不少建筑垃圾，污水外流，有点臭气。占美秀告别村民后来到河道边查看情况，打开手机拍下照片上传通知河道协管员尽快清理。

　　占美秀向半月谈记者细细讲述了200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前几天傍晚，一辆进村的卡车刮断了村里的电线，村民们立即找到占美秀，来到现场拍照上传给上级部门，仅仅过了半个小时，乡里的供电所就到达现场进行维修；去年夏天，占美秀发现有外来人带着一堆花花绿绿的小板凳，召集村里的老人和儿童推销“三无”产品，占美秀及时发现上报后，这批不法分子受到了公安部门的处理……

　　“我们的信息一上传，镇里其他41个网格都能看到，这样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占美秀说，每个网格都有一名专职网格长和数位兼职网格员，他们在自己负责的网格采集信息，能现场处置的现场处置，不能现场处置的通过信息系统和“平安通”逐级上报。根据上报信息的归属和职责范围，由镇综合信息指挥室“派单”到相关部门逐一解决，实现“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现在行政村的规模比较大，管理和服务都需要进一步细化。网格治理将现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综合治理等资源统一起来，网格员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平安巡防、矛盾化解、政策法律宣传、信息采集等等，就像是一名‘全科医生’，小病治疗、大病转诊，小病大病全都管。” 淳安县临岐镇党委委员汪讨横说。

　　临岐村一位老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以前没有网格员的时候，家里要有点事只能往村委办公室跑，现在有了夏穿红T恤、冬穿红马甲的网格员在村里转悠，大家都觉得多了一个为自己说话办事的人，很方便。

　　据了解，淳安从去年开始推行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制定出台了全科网格“十统一”实施意见，实现了网格员“一巡多功能”工作目标。目前，全县像占美秀这样的全科专职网格员共有1006名。

　　“网格员就好像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钉牢了淳安的大平安，连接了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占美秀说。

　　调解员：结一个案，说一个理，普一次法

　　“双方当事人，我是千岛湖派出所人民调解员方贝，今天就你们的纠纷争执给你们进行调解……”晚上8点，老方将纠纷双方当事人引入调解室的一张桌子前，桌旁有满满一柜子的法律书籍。

　　近一个小时的沟通调解后，老方走出调解室，胸有成竹地一挥手：“他们回去睡一觉，估计明天早上就能想明白了。”

　　以前，老方是淳安县司法局的一名干部，由于他懂法又热心，1999年开始用闲暇时间参与调解工作。后来他退休了，在千岛湖派出所的邀请下全职出任了一名“人民调解员”，同事们敬重他、亲近他，都喊他“老方”。由于他工作出色，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认可，派出所就挂起了“方贝工作室”的牌子。

　　不久前，一宗积压了40年的土地纠纷案子，在老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下，8个小时就得到了调解。“老百姓的纠纷，主要还是琐事引起居多。只有做他们的贴心人，让他们先把话讲完、把气理顺，言语周到、内心细腻，才能把矛盾化解在一线。要真是调解不成，就要引导诉讼。”方贝说。

　　调解员们工作时间不固定，调解地点也不固定。他们经常在半夜出发调解，也曾将调解桌搬上出警车、搬进旅游景区和重大工程现场，如今还通过微信和QQ进行远程调解。“调解员当‘和事佬’，学法懂法是前提。目标是结一个案，说一个理，普一次法，惠及一片群众。”方贝说。

　　在淳安，已经建立各类人民调解组织469个，像老方这样的调解员有1872人，实现了城乡矛盾纠纷化解的全覆盖。2017年，共调解纠纷3516起，成功率达98.9%。

　　居民自治：调动集体智慧共同协商

　　位于千岛湖畔的淳安县千岛湖镇江滨社区是一个“新老结合”的社区，居民2600多户，常住人口6900人。老小区规划不完善，车位紧张，小区内的道路狭窄，常常会出现拥堵现象，居民们对此很不满意。

　　“停车难确实太影响居民生活质量了。”江滨社区党委书记、网格长胡海燕说，由于社区里的车位有限，居民们将车停在小区外的马路上，又总是吃罚单。胡海燕看在眼里，她决定组织居民成立车辆管理小组，由居民自发筹资管理车辆进出和停泊，又由社区出面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道路流量低峰时段，不再贴罚单。

　　为了得到居民的支持，胡海燕一户一户上门沟通，还组织召开了民情恳谈会，将群众的问题摆上桌面，调动集体智慧共同协商。

　　“让居民们把小区真正当成自己的家，还有什么事儿不能协商、解决不了呢?真心实意为居民们好，他们自然能够感受到。”胡海燕说。

　　停车难的问题解决了，定期召开民情恳谈会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胡海燕说，每当发生需要社区介入的大调解事件，民情恳谈会总能够发挥大作用。

　　“社区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为居民服务是主要的工作。调动起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大家劲往一处使，心更近了，生活就肯定能更和谐。”胡海燕说，从去年开始，江滨社区还组建了“秀水大妈”志愿队伍，居民们穿上统一服装，对社区进行安全巡防，补足了社区兼职网格员力量，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安全巡防网络。

　　近年来，淳安县坚持党建引领，认真拓宽思路，落实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工作举措，呈现了民事民议民办民管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已连续13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县”。

6  “最强大脑”让苏州基层治理变灵

　　一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变革正在江苏苏州推开。“网络+网格”是这次变革的关键词，通过网格铺底、数据引领、部门联动，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正被重塑，“城市大脑”变得日益灵敏。

　　网格员“下沉”，让基层治理变“实”

　　今年1月9日，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因违建拆除，太湖沿线住家船100余人商议串联群访。网格巡查员张水根发现这一情况后，随即通过手机APP上报。吴江区社会综合治理联动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即响应，维稳办、信访办、公安迅速行动，80多名网格员当天就对这100余人一一上门解释、安抚。仅用一天一夜，这起群访事件就被化解在萌芽之中，商议群访的住家船村民全部同意依法解决。

　　从发现到处置，如此迅捷高效，得益于苏州目前推行的“网络+网格”治理模式。从去年8月份开始，苏州作为试点之一进行这一治理创新，同年11月试点范围扩大到江苏所有设区市。

　　“每一个网格都有像张水根这样的网格员，他们穿梭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专职服务群众，寻找问题和矛盾。现场能解决的，现场解决;解决不了的，交由联动中心协调处置。”苏州市副市长江海说。

　　目前，江苏已设立网格12万余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近30万名。

　　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俞杏楠说：“网格正在成为苏州维稳采集信息、发现风险的第一感知触角，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第一前沿阵地。”

　　权力下放，让基层变“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现在，网格化治理模式改变了这一局面。

　　苏州构建的“全要素”网格，将各部门和基层力量融入一张网，社会组织、辖区单位也整合并入网格，党支部都建在网格之上。在市县构建网格化联动中心，对社会治理事项的发现、受理、分流、处置、跟踪、督办、反馈、评价全程管理。

　　同时，苏州将部门执法权、审批权逐步下放到乡镇、街道一级网格。如吴江区，将原属于城管、工商等不同部门的执法权全部整合下放到乡镇、街道，形成综合执法队伍。

　　吴江区副区长、公安局局长马景亮说，部门部分权力适度剥离、下沉，增强了基层服务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推行网格化治理，社区书记更好当。”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浜社区书记潘志芳直言。他说：“过去，很多问题发生在社区，但解决资源在上级部门，社区要做事，就不得不反复写申请。现在，权力下放，职责厘清，由联动中心统一派单，问题不再一股脑推给基层或等待上级。”

　　吴中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魏杰说，“抢绣球、踢足球”是以往部门间常有现象，网格化治理将千条线“搓成”一股绳，推诿扯皮乱象自然消解。

　　江苏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苏创新网格化治理，并将维稳工作全面融入网格治理，就是要增强基层治理能力，做到‘人在网格走，事在网格办’，积网格‘小稳定’为社会‘大稳定’。”

　　大数据构建“最强大脑”，让基层变“灵”

　　半月谈记者在吴江区社会综合治理联动指挥中心看到，案件处置的过程几乎以分秒计。吴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益冰说，这得益于网络与网格的结合，网格是基础，网络是支撑。

　　网络支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智能化作业。在数据平台的支持下，网格巡查员、网格长、网格督查员、执法人员各自手持终端，信息采集、任务派单、考核监督等全部实现智能化操作。

　　二是大数据引领。每一个网格都有唯一编码，对应相关数据。即使在省一级层面，对每一个网格也能了如指掌;同时，运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哪里的工作比较薄弱，哪里需要部署更多力量，群众对哪些举措最不满意，可以反馈给基层，为地方政府决策和基层工作安排、力量部署提供参考。

　　目前，苏州正在构建“城市大脑”。江海说，将网络与网格结合，推行智能化操作，用大数据引领社会治理，提高了基层办事效率，增强了基层反应的灵敏度，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江苏省委维稳办相关负责人说，维稳工作关键在一个“早”字，发现早、处置早，就能赢得主动权。“网络+网格”的治理模式，将单一力量转为多元力量，将末端处置变为源头防范，将传统手段升级为数据引领，将被动维稳扭转为主动维稳。

　　按计划，到今年底，江苏将实现网格化治理全覆盖。作为网格化治理牵头部门，江苏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中，江苏还将继续大量整合部门权限、数据资源，继续完善“网络+网格”治理模式。

7  政策搭车，用错了治理砝码

　　随着各类惠民政策的增多，一些乡镇、村庄在平时管理、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热衷通过“搭车”“挂钩”“连坐”等方式，自我创造出一些“土政策”。这些搭车政策，不仅难以发挥实际作用，还会损害党群关系。

　　政策遭遇搭车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基层政策搭车有三大表现。

　　——设卡搭车，催生灰色地带。

　　最近，西部地区某村贫困户贺守富反映，村里要求贫困户在危房改造前须交纳押金，否则无法领取补贴资金。半月谈记者在中部某省调研时，也遇到村民反映类似问题。

　　在中部地区某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位贫困户说，项目开工前，干部要求搬迁户每户交1600元“迁坟费”，之后施工方又要交8000元材料费，用粗钢筋加固房屋基础，方便以后加修2层。

　　——捆绑挂钩，增加约束手段。

　　今年以来，为贯彻上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西部地区的一个村子下发通知，禁止在村内多处地方及公路沿线种植玉米，若被通报或处罚将免去3年的合作医疗补贴，当年不得享受相应国家惠民政策。

　　——连坐惩罚，制造群体压力。

　　今年初，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个村子公开的一份处理决定显示，当地某村民因乔迁新居大摆宴席，对本人进行通报批评，还对整个村民小组做出处罚，包括取消村民小组道路和连户路硬化工程、农村危房改造指标的安排、人畜饮水工程项目的安排，停发村民小组全部低保，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村民不得到村委会出具各类证明和盖章。

　　不久后，同市的另一个村子针对一些搬新家大摆宴席的村民，通报表示除本户纳入“黑名单”外，还将暂停村小组公路硬化的项目申报。

　　违背法理和常理

　　“这些做法既不符合现代法律程序，也违背常理。”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表示，无论是农危房改造指标，还是对低保户的救济补助，都是国家的制度性政策，不是基层干部的治理砝码。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靳永翥分析，有些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村庄的实际，难执行。

　　在上级各方面考核压力下，软性的办法不管用，硬性的办法不让用，基层选择“捆绑”有时也很无奈。

　　当治理手段缺乏，治理思维落后时，就容易滑向违法行政的轨道。

　　依法行政方能脱钩松绑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金子强认为，基层治理的方法不当、路径不对，是法律意识薄弱的表现。

　　所以，提升基层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培育村民依法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理念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要务。

　　同时，政策设计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受访人士建议，首先要坚决杜绝拍脑袋的决策。

　　政策设计前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增强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确保政策设计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

　　当然，还要赋予基层治理者能办事、办成事的“尚方宝剑”，健全敢办事、愿办事的激励机制，让治理的手段与目标相匹配，治理的权力与责任相对称。

　　要用好考核监督为政策落地落实“保驾护航”。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沙湾镇党政办工作人员陶建武建议，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强化政策绩效评估，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监督，避免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随机变通，确保好的政策设计落地落实。

教育

8  下不下班听老师的，家长恐成“编外教师”

　　如今，社会对孩子的教育愈发重视，家校共育理念不断普及，但在一些中小学，从批作业，到课堂值日保洁，再到监督学生考试，在家校共育、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责任边界趋于模糊，家长正在成为一支随叫随到的“编外教师”队伍。

　　1  从打扫卫生到监考、陪自习，家长随叫随到

　　“孩子初二了，晚自习三节课，前两节正常上，最后一节老师在办公室或者回家，家长轮流值班看学生。这样合适吗？”

　　“我的孩子上小学二年级，现在每次值日，学校要求家长必须陪同，而且明确说最好不要让老人来。这样好吗？”

　　“孩子今年上六年级，每天老师都发信息给家长安排任务，有时出差几天，没给孩子签字还被老师点名批评。各位也碰到过这种事吗？”

　　在“家长帮”等家长聚集的论坛上，类似问题一抛出来，就引起热烈讨论。从中不难发现，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去学校帮孩子值日，替孩子到学校布置教室、打扫卫生，甚至是监考、代班早晚自习等现象广泛存在。

　　上不上班听老板的，下不下班听老师的。南京一位家长周女士吐槽说：“有次我出差忘了要去学校值日，老师在群里点名批评我。可是我的孩子明明打扫了教室，让孩子自己劳动又有什么问题？”

　　南京一名国企中层干部王先生向半月谈记者吐槽：2016年孩子在南京某中学上高三的时候，学校要求家长轮流替老师监考。高三年级早自习和晚自习也需要家长轮流到岗。早自习期间，家长在教室帮收作业；晚上七点到九点的晚自习时间，家长需要坐两个小时班。有的家庭父母没空，只得由爷爷奶奶上阵。

　　“当时99%的家长都听从了学校的指挥，直到后来有家长向媒体投诉，这个规定才被取消。”王先生说，家长们很无奈，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让孩子得到老师的关注。对这种在中小学已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不能改变，只能去适应。

　　2  “编外教师”，是耶？非耶？

　　针对学校教师摆脱部分工作责任，而家长被学校召来“干活”，承担大量原本与自己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有家长戏称自己为“编外教师”。

　　对于“编外教师”这个身份，家长和老师究竟如何看待？

　　有些家长认为，活动中积极活跃、愿意为班级付出的家长，确实能提升孩子在班级中的“地位”。

　　特别是在班级活动中，热心家长们能帮助布置教室，帮老师购买活动物品，替老师迎来送往，出于对家长的感激和回馈，孩子能得到班主任老师更多的关注。

　　但也有些家长对此颇有微词。谁都有本职工作，有时很难兼顾。像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让孩子们独立完成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

　　“在心理上，不太能接受；在行动上，绝对都会支持。我敢说，大多数家长都是这种心态。”王先生说，因为孩子的事总归是自己的事，所以不敢拒绝老师。

　　无锡某公办小学班主任沈老师则从教师的角度持另一种观点。她认为，这并不能全怪老师“偷懒”“失职”，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的教育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造成的。现在的教育现状几乎只给了老师教课的权利，而剥夺了老师管学生的权利。

　　比如，对于学生不好好写作业这事，不少老师束手无策。

　　“在我带的班里，学生的听写作业交上来，我圈出错误的地方，让他们下次交作业时要先改正错误，结果没有一次是学生主动改正的。人都有惰性，何况是尚无自制力的孩子。但现在的教育环境，老师们除了说教，就只能让家长参与教学，好好管教孩子。”沈老师说。

　　3  如何把握责任边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师伍肖认为，家校关系在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合作意愿强烈但途径单一，家校存在冲突隐忧。

　　从理论上来说，“家校共育”对于孩子成人成才十分关键，学校教育与管理需要家长配合。但是，教师因职业优势，在家校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有关专家表示，这种不对等有可能导致当教师将一部分应尽职责转嫁给家长时，家长无法拒绝，也必然会滋生学校的责任转嫁、不作为等乱象。

　　如何确保家校之间正常合作不变形、不变味？

　　专家认为，对于这类问题需要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例如小学阶段，需要家庭更多的配合，因为这是学习习惯的养成关键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无论何种情况下，让家长和社会深度参与学校治理，一定要避免打着“家校共育”的名号，给家长摊派任务。

时政

9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灾区心理干预，十年疗效几何？

　　汶川大地震转瞬已过10年。这场震撼人心的灾难，也拉开了我国大规模灾后心理干预的序幕。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当道路重新铺就，当房屋再次矗立，我们重温那些含悲奋起坚强重生的故事，轻轻走进亲历者复归平静生活的深处，寻找和思考灾后心理干预的成效与未来。

　　让受伤的心走出阴影

　　“谢谢您，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坚强。”

　　汶川地震过去10年了，陈婷仍不时接到当年曾接受她心理干预学生的来信。有时候就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写着他们的近况。

　　陈婷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医生。地震后，她奔赴极重灾区都江堰聚源中学展开震后心理干预。她还记得在帐篷里第一次给老师们做情绪疏导时，“现场哭成一片”。

　　学校里一对年轻的教师夫妻，地震发生时忙着组织学生逃跑，而两人的女儿因为被落下的石头绊住脚，最终没能跑出来。当时，夫妇俩非常自责，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

　　“一闭上眼，就是孩子的脸。总觉得她在怪我……”妻子哭着对陈婷说。

　　“他们太痛苦了，无法直接开导。”没有过多的话，陈婷就默默陪着夫妻俩，“提醒”他们正常吃饭、休息，还组织他们和学生打篮球。

　　“半个月后，有一次打完篮球，大家满身汗水，夫妻二人突然抱在一起痛哭。”陈婷知道，他们“想通了”。

　　“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急于治疗，而应通过陪伴让他们自我疗伤。”陈婷说。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震后第一时间派出了多支医疗救援团队，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是其中之一。

　　“在灾民集中安置点，很多灾民脸上永远是一片茫然。”心理医生邓红教授说。有一个亲眼看到妈妈遇难的4岁孩子一直不吃、不喝、不说话。邓红团队的心理医生们陪着他、不时安抚，最后孩子终于哭了出来，情绪得以宣泄。

　　整个汶川地震灾区，没有心理干预的盲区。即使是地处偏远的青川县，也有两位心理医生朱鸿儒和任正伽前往展开干预，还为一些严重应激反应患者进行了药物治疗。

　　邓红的团队还在北川培训了一批当地的教师、医生，让他们能够识别和干预基本心理问题，留下一支“永不撤离”的心理抚慰师队伍。

　　“汶川经验”的勃勃生机

　　汶川大地震让心理干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其后发生的玉树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中，灾后心理干预越来越及时，模式越来越规范，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说，汶川地震震后心理干预为灾后应急心理干预积累了难得的经验，尤其可贵的是，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人的心理干预方法。当人们沉浸在悲痛中不知所措时，心理医生组织大家一起织绣，乃至打麻将。这些活动帮助受灾群众释放了情绪，心情逐渐平复，效果很好。

　　芦山震后，因为有了汶川的经验，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先对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家中有人员伤亡的重点人群及时干预，使得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明显减少。

　　在西华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专家吴薇莉看来，震后心理干预要分成不同的阶段。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分类，进行初步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一个月之后，则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图’，我们要弄清楚他们的创伤来自何处，并调动起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量的资源，帮助他们自我修复。”吴薇莉说。

　　四川灾后心理康复培训与服务计划香港驻成都项目统筹人高金英认为，震后心理干预需要多社会领域的协作，共同编织一张全覆盖的心理“安全网”。比如，一些丧子的高龄妈妈重新怀孕时，除了需要心理疏导，也需要有人帮助她们联系妇产科医生、讲解一些孕产知识，这也是让其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地震使心理医生的诊疗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邓红说，以前医生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坐等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开始主动深入灾区、上门心理辅导。

　　“持久战”，10年仅是开始

　　10年弹指间。废墟消失不见，家园焕然一新。但是，平静生活之下，深藏于人们心底的伤痛却很难彻底消失。

　　张伟认为，心理干预这场“持久战”远未结束。“灾后心理干预应该从应急干预走向常态化。10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美国‘9·11’后的心理干预计划为期20年。我们的灾后心理干预也要实现常态化、长期化，包括在社区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预网络，及时干预各种心理问题。”张伟说。

　　一些心理学专家表示，实现灾后心理干预的常态化，还要注意培养当地的心理专业人才队伍。吴薇莉说，国内外诸多灾后心理援助实践证明，重大灾难后能不能建立起一支合格的当地心理援助队伍，是心理干预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过4年多的持续工作与探索，吴薇莉的团队帮助汶川震区建起了心理援助队伍本土化培训模式，形成一支基本层、骨干层及核心层层次齐全的地方心理援助工作团队。

　　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一套校园心理干预体系已经搭建完成。心理老师彭兰说，现在学校每个年级都开设了心理课程，还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配备了专职老师。

　　“心理干预需要从治疗转向预防，而学校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主动预防的场所。”彭兰说。

社会

10  “绿化断带”，断了谁的路

　　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半月谈记者走访太行山河北沿线发现，经过几十年治理，太行山森林植被得到恢复，生态和经济效益初显。不过，太行山绿化进入“啃硬骨头”阶段，尤其是浅山丘陵区的“绿化断带”已成为太行山生态建设最薄弱区域。

　　三十载绿化效应初显

　　河北境内的太行山南北长471公里，涵盖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市，对华北平原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具有重要作用。

　　从1986年开始，河北实施太行山绿化工程，坚持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和封山育林相结合，探索适宜地方的山区治理路径。

　　2016年初，河北启动实施太行山绿化3年攻坚行动，提出2016年至2018年，在太行山区造林绿化780万亩。

　　如今，河北太行山形成了白石山、驼梁、五岳寨、嶂石岩、前南峪等著名景区，生态效益显现。其中，前南峪植被覆盖率、林木覆盖率达90%以上，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近年来，河北还将太行山绿化与扶贫开发、美丽乡村、现代农业园区等建设相结合，探索出太行山区开发治理的新路子。比如邢台市以经济沟为基础，实施连片开发、规模推进，已建设50多个生态示范区，总面积110多万亩。邢台深山区群众人均年收入达2万多元，林果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0%以上。

　　半月谈记者沿涉县正在打造的一条乡村旅游路走访，到处可见栽植树苗的人们。涉县森林公安局局长李彦东说：“我们的规划是‘多彩造林、四季有景’。”

　　“绿化断带”问题凸显

　　经过多年治理，河北段太行山脉中基础条件较好的宜林地已基本绿化，剩下的多为难啃的“硬骨头”，尤其是部分区域还形成了“绿化断带”。

　　半月谈记者沿太行山在石家庄、邢台、保定等地走访发现，这些区域的浅山丘陵地带山体贫瘠，少见树木。而且，经过几十年露天矿山开采，山体已满目疮痍。

　　在邢台县的浅山丘陵区，就有一条长51公里、宽18公里的“绿化断带”。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在对关闭矿山进行修复的同时，邢台县近年来重点加强浅山丘陵区绿化，已完成造林13万亩、植树880万株。

　　涉县太行山区域也有20多万亩裸岩区。2010年起，该县在西岗山开展裸岩区造林试验，到今年底将实现9000亩绿化，目前苗木成活率达98%。“可以说是在石头旮旯里种树。”

　　山场负责人杨喜庆说，在这里种树，先得凿石挖坑，用石块垒成坑穴，然后背土上山，再放土栽树。别处树苗浇五六次水就能成活，这里可能浇10次都活不了。到了冬天，坑体外还得再糊一层土，否则风太大，会把树根冻坏了。

　　由于治理难度大，目前太行山绿化成本很高。“按目前治理实际来看，挖一个坑需7元到10元钱，一亩地光是挖坑钱就要1000元左右。”邯郸市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处王兴昀说。

　　资金和配套设施要加强

　　基层工作人员反映，在当前太行山绿化工作中，一些矛盾很突出。

　　绿化任务重，资金缺口大是当前绿化工作的首要矛盾。一位基层林业局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县今年要完成白洋淀上游涵养林建设4万亩的任务，但国家按每亩500元补助，远远满足不了按高标准造林来测算的每亩约5000元的实际造林成本，资金缺口非常大。县里计划从银行贷款8000万元，恐又造成新一轮政府举债。

　　基层林业工作者反映，当前太行山治理人工造林是补贴性项目，实际补贴很低，导致后期管护跟不上，容易出现“年年种树不见树”现象。

　　虽然国家鼓励林业投融资，但每年分到各地的任务规模较小，很难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已投入的资金几乎是“撒了胡椒面”。

　　同时，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还需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林业投资生产经营周期长、见效慢，一般需5年到7年才能初见效益，而生态造林更多为生态价值，基本没有经济效益，影响了社会资本进行山区开发治理的积极性。

　　“国家对大户造林进行补贴，生态林每亩200元、经济林100元、林下中药材100元，补贴强度小，而且要求10年内不准主伐，导致很多大户造林积极性低。”王兴昀说。

　　为此，基层建议，在太行山绿化治理中，应加大单位投资力度，出台政策鼓励支持大户造林，并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财经

11  少年养生、潮男消费：消费多维化悄然改变生活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同时，“买体验，而不是东西”等诸多新消费理念也在悄然改变大众日常消费模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力量。

　　消费新变局

　　用有限的资金，尽可能购置生活必需品，这一切仅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对今天的不少国人来说，温饱需求已渐成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多维消费潮流的悄然兴起。

　　从生存型消费向健康休闲型消费转变。曾经，“保温杯+枸杞”是中老年人的养生标签，而今“少年养生”后来居上。半月谈记者在江苏采访发现，年轻人吃饭时，点沙拉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主打养生粥的餐馆中，年轻人成为消费主体。

　　在南京某传播公司上班的80后范青说，专业级、大师级照相机在摄影爱好者中热卖，运动健身和烹饪类应用在手机上拥有高达八九百万的活跃用户数量，说明越来越多人愿意花钱提升自己的文化休闲和爱好水平。

　　江苏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津认为，我国新一轮消费升级正经历“量变”到“质变”过程，生存类消费占比逐渐下降，发展类消费占比不断上升，人们更愿意为健康、娱乐付出相应溢价，教育、医疗、文娱等成为消费热点。

　　从跟风型消费向个性体验型消费转变。随着收入提高和自我意识觉醒，我国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从众式消费，更乐于追求标新立异的个性化体验，并敢于尝新、换新和超前消费。数据显示， 中国赴日游客“集中购买特定商品的倾向渐渐消失”。

　　根据胡润“中国高端旅游”报告，2015到2017年间，日本韩国等传统旅游目的地受欢迎程度从58%下降到36%;而非洲、南北极和中东等更加新奇特和个性化的异域旅游，欢迎程度则从个位数提升到20%左右。

　　苏州一位30岁白领告诉半月谈记者，她每年在油画课程、滑雪旅行、剧院演出和购买烘焙原料等工作之余兴趣爱好上的支出近3.5万元。“对体验和技能的期待没有止境，在不断学习、创造和坚持的同时，完成购买和消费活动。”

　　从群体型消费向部落型消费转变。伴随人口结构和社会变化，我国当前出现越来越多新的细分消费族群：单身族增多，“一人经济学”催生了单人KTV、餐厅单人座位、小型冰箱等一系列商机;现在的老年人更愿意走出家门、追求更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银发族群”在旅游、兴趣爱好和体育锻炼偏好方面，比老一辈高出十几到二十多个百分点。

　　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男性们，则更关注自身形象，更愿意花钱打理自己的衣着和发型，并习惯于出入健身会所和各种俱乐部。数据显示，“潮男消费”增幅明显。

　　社会新变迁

　　在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后，有限的资金是用来购买名牌包包、最新款手机，还是去周游世界，学一门一直想学的技艺，亦或欣赏一次顶级芭蕾舞或歌剧表演?消费者不同选择的背后，反映出社会结构、经济水平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巨变。

　　“收入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加之人们自我个性得到解放，这是新消费形成的首要动因。”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说。

　　“人们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看电影是一种情感修复;旅行是什么?旅行是一种心理补偿，是一种开阔眼界的方式;购物又是什么?购物是一种情绪发泄。”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认为，消费多维趋势与民众心理需求密切相关。他说，“现代人爱美、爱玩、爱健康;怕老、怕死、怕孤独，消费的心理补偿比实际功能更重要。”

　　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甚至在地域偏远、环境艰苦的地区开办意志训练课程，不少人情愿付高昂学费“找罪受”，确保自己能接受格外艰辛的历险挑战，以备能在各种险要情况下幸存。这一消费潮流印证了这句话：体验和经历能融入我们的生命历程，而商品则永远不可能。

　　技术的驱动和场景的颠覆，亦是新消费崛起的重要推手。随着消费者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及市场蓬勃发展，一些知名度高的大品牌已经不足以成为产品热卖的保证，更多小众品牌凭借炫酷的技术在细分领域后来居上。如生产无屏电视的极米科技短短4年左右，年销售额便超过10亿元;无人酒店的出现，则把住宿行业带进共享3.0时代。《2018新消费崛起趋势白皮书》指出，未来5年无人零售商店将会迎来发展红利期，2020年预计增长率可达281.3%，至2022年市场交易额将超1.8万亿元。

　　与此同时，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升级”相对应，“消费降级”开始出现，诸多国际奢侈品牌的盈利水平开始下降。

　　随着85后和90后在主流电商消费群体中的崛起，新一代的消费者更加自信，不再需要品牌本身来证明自己消费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共享经济的到来，让很多人可以从共享经济中节约日常生活开支;另一方面，去品牌化到来，消费者不再愿意为品牌支付高溢价，而开始看重在保证商品品质基础上的性价比。

　　民众新期待

　　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特定情境下的消费降级肯定也是存在的。而应对消费降级的降维打击，企业和商家应该做些什么呢?专家指出，唯一的选择就是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确保品质、好的购物体验，积累用户口碑。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更为信赖同为消费者的口碑，传统的广告轰炸和洗脑恐怕不行了。

　　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价值观及生活和消费习惯，都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动态。洞察民众需求新变化，探寻新业态新模式，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目前，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与有效供给不足矛盾依然突出，未来仍要在提高制造业水平、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净化市场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发力。

　　多位受访消费者建议，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管，减少假冒伪劣产品。他们认为，亟待提升监管意识与监管能力、水平，创新监管方式、方法，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对一些重点消费行业与领域，实施分类监管、集成监管、风险监管等，实现多元化、动态化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减少假冒伪劣产品对消费市场的冲击，推动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

12  利润薄如纸，爱拼才会赢

　　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产品价格却持续走低。半月谈记者连日来在福建沿海多地调研走访发现，尽管一些企业今年开局良好，订单同比翻倍，但利润长期维持低位。一些地方“开厂不如炒房”等观念严重影响实体经济信心。面对两头挤压造成的盈利之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面对哪些难题?依靠什么才能赢?

　　订单暖融融，阀门论斤卖：开厂不如炒房？

　　春到东南，福建泉州、漳州、莆田等地的工业园区里，货车往来穿梭，已是一片忙碌景象。多家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示，2017年下半年以来，经济持续向好，订单增长明显。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漳州市委书记檀云坤介绍，为了赶订单，漳州有61家规模工业企业春节“轮休不放假”。

　　“企业今年的订单同比翻倍，开局形势喜人，已经排到6月份，预计还会增加。”漳州大通互惠公司轰鸣的车间里，总经理李建国告诉半月谈记者，他们正加足马力生产。

　　订单普遍回暖，但产品利润让人高兴不起来。“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产品价格却提不上去。”福建莆联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永清说，满打满算才有5%的利润空间。

　　位于漳州长泰县的立达信是全国最大的光电照明出口企业，公司副总经理陈新兴介绍，企业去年的利润率才4%左右，预计行业利润率还会长期维持在低位。

　　“全国阀门企业在4000家以上，竞争异常激烈。”李建国说，普通阀门几乎没有利润，甚至论公斤卖，一些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多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制造业先期投入大、投资周期长、利润薄，有企业已开始转型做房地产。漳州一家制造业企业两年前就开始试水高端房地产项目。

　　机器换人，数据连接：强筋健骨脱困境

　　半月谈记者走访看到，智能化生产、精益化管理、重科技研发正在成为沿海制造企业摆脱困境，打开更大发展空间的共有举措。

　　漳州宏发集团从2010年开始就进行机器换人的步伐，自主研发自动化设备，生产效益提升明显。以前一条生产线要100多人，现在只要5个人。“目前我们人均效率58万元，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多万元，但离世界最高水平80万元还有一定差距。”公司副总经理陈水仙说。

　　不少企业通过互联网与物联网深度融合，提升管理水平，压缩成本。“宜家是我们的重要客户，它的数据跟我们是连接的。我们可以根据美国某家店的销售数据提前预判，主动组织生产，可能它下单的时候，我们已经生产了一半了。”陈新兴说。

　　科技研发成为走出微利的制胜法宝。漳州雅宝电子是全国最大的合金型温度保险丝制造商，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向高端产品转型，去年产值2.2亿元，比前年增长50%以上，凭借可靠的质量和性价比优势将多家国外厂商挤出市场。

　　大通互惠自主研发的超低温阀门在零下196摄氏度依旧开关自如，被广泛应用于LNG项目等，阀门单价高达285万元，成为企业盈利主打产品。

　　产能过剩竞争惨烈，未来道阻且长

　　受产能过剩、资金瓶颈、招工困难、科技创新难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影响，企业对未来谨慎乐观。

　　陈新兴说，光电行业产能过剩，竞争激烈，全国有一万多家企业，去年有上千家企业倒闭，行业形势不容乐观。为此，立达信不得不放弃拉美等一些利润率低的市场，产品结构也向能保利润的方向转。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银行断贷、抽贷几乎成为压垮传统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福安市船舶行业协会秘书长林瑞金说，预计造船业明年将明显回暖，但只有那些质量好、技术好的船企才能赢得生机。

　　招工难、尤其缺少技术工人，依然是企业面临的普遍难题。泉州市石狮鹏泰服饰公司人力中心主管赵文宏说，目前一线生产工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上，90后工人几乎没有。“用工难度一年比一年大，校企合作、老员工带人，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但在招工市场来应聘的还没有企业的招聘人员多。”

　　陈水仙等人均表示，虽然国内厂商在一些细分领域将国外大厂“挤”出市场，但一些是对方主动放弃的利润较低的低端市场，在精密电子领域，由于技术沉淀不足，国内厂商还无法与之抗衡。“虽然我们在规模上做到了世界第一，但质量上还需努力。我们也尝试通过收购公司来进行技术突破，但效果不理想。”陈水仙说。

　　另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使得企业经营风险累积。李建国说，大通互惠的产品有20%销往美国，如果美国增加关税，企业利润将进一步压缩，公司正考虑到第三国注册公司再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市场。